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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裸官报告,司法有别难引渡

时间:2019-10-08 03:26来源:科学研究
外逃贪官青睐美加澳 现“腐败子女村” 摘要:对于外逃贪官的去向,中外媒体都一致认为,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排名最靠前的几个藏匿地。有分析称,这3国是传统移民国家,生活

外逃贪官青睐美加澳 现“腐败子女村”

摘要: 对于外逃贪官的去向,中外媒体都一致认为,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排名最靠前的几个藏匿地。有分析称,这3国是传统移民国家,生活质量以及教育水平等均有很大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司法制度与中国有差异,常常导致引渡谈判旷日持久 ...  20日,一则中澳联手追查外逃贪官的报道引起诸多关注。今年7月,中国公安部启动代号为“猎狐2014”的行动,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和贪腐官员;9月,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开展为期半年的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在中国政府持续推进反腐的背景下,外逃贪官问题成为一大焦点。中国外逃贪官有多少?目前没有权威数字。不过,对于外逃贪官的去向,中外媒体都一致认为,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排名最靠前的几个藏匿地。有分析称,这3国是传统移民国家,生活质量以及教育水平等均有很大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司法制度与中国有差异,常常导致引渡谈判旷日持久。不过,随着中国展开的跨国合作不断深入,系在贪官脖子上的法律绳索正越拉越紧。  “中国逃犯逍遥法外的头号目的地”  据澳大利亚媒体20日报道,中国公安部和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已制定一份在澳中国经济逃犯名单,这份优先级名单采集于一份“不少于100人”的更广泛名单。原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中共云南省委书记高严是此次行动的一个关键目标。  在澳中国贪官的总人数不得而知,但澳大利亚无疑是最受中国贪官青睐的目的地之一。澳大利亚“商业观察家”网站日前刊文称,在中国59个公开备案的“裸官”外逃案件中,有7名“裸官”身在澳大利亚。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被抓时,也被查出拥有一本澳大利亚假护照和大约200万澳元现金。  事实上,澳大利亚和美国、加拿大一起,并列为中国贪官外逃首选地。2011年《华尔街日报》曾报道称,中国央行2008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有1.8万名贪官和国企员工出逃海外或藏匿,携带款项近8000亿人民币。报告称,腐败分子身份级别越高,越倾向逃至西方国家,目的地主要集中在美、加、澳和新西兰;身份级别相对低的通过香港间接逃往西方,或就近藏匿在泰国、马来西亚、蒙古或俄罗斯。报告提到美国是中国贪官外逃的首选藏匿地。不过,中国金融学会后来澄清说,该研究报告中有关外逃贪官、金额的数据严重失实。  英国路透社称,今年8月初,中国官方表示,目前有超过150名“经济在逃犯”生活在美国,其中包括许多腐败官员,但官方没有透露全球范围内在逃人员的具体数目。据报道,有关数字是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局长廖进荣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的,他还表示,美国已成为“中国逃犯逍遥法外的头号目的地”。  另一个北美国家加拿大则素有“贪官乐园”之称。走在加拿大华人密度最大的都市群——大温哥华,当地人会指着告诉游客,那些黄金地段的豪宅很多都被中国贪官据有。这里面不无夸张,事实上购买豪宅的华人中,贪官只是其中一部分,且有不少贪官慑于法律威严,深居简出。但贪官偏爱加拿大,却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美国彭博社认为,不少贪官其实是“能去哪就去哪”,有时迫于无奈或为了隐蔽,会选择一些“冷门国家”,“猎狐2014”涉及的国家就包括柬埔寨、乌干达、尼日利亚、斐济等,此前还有在加蓬、肯尼亚、塔希提等国家和地区发现中国外逃贪官的消息。据了解,9月底启动的专项行动以香港为头号目标,紧随其后的是北美、欧洲、澳大利亚、新加坡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  “司法怪圈”给贪官滞留机会  贪官为什么爱去北美和澳大利亚?便于移民是原因之一。作为传统移民国家,外国人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入美加澳。外国人可以通过投资移民、企业家移民等方式进入,只需要满足资金、资产和居住条件,即可获得永久居留权,而贪官有的是钱。这几国还是华人聚居的地方,便于贪官们适应异乡生活。而且,以加拿大为例,当地华人圈“门道”多,便于贪官们洗钱和转移资产。  《华尔街日报》称,很多中国人将加拿大视作“贪官乐园”,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中国人喜欢把财产存放在加拿大,有时甚至带着一箱箱的现金来到加拿大。根据加出入境管理局的文件,从2011年4月到2012年6月,多伦多和温哥华机场查获来自中国人的1300万美元未申报现金。  许多时候,贪官们怕“露底”,并不敢堂皇正式地办理移民申请,一旦出了事,往往用假身份、假护照(尤其是可以有条件免签的香港护照)混入。特别是在地广人稀的加拿大,很方便贪官低调蛰伏;即便被发现,也可以以“遭到迫害”、“回去有酷刑或生命危险”等理由申请难民。如果难民当不成,利用加拿大评估-上诉-再评估-再上诉的“司法怪圈”赖上几年、十几年也问题不大。赖昌星案就是著名的例子。美国华人律师申春平对记者说,这点在美国也有所体现,尤其是政治避难的案子,一旦进了移民局,通过律师利用美国的法律程序,在美国再待个三五年不成问题。  最吸引贪官的是安全。美加澳和中国都没有双边引渡协议,导致贪官、经济罪嫌犯被遣返者屈指可数。事实上即便有双边引渡协定,要从加拿大这样的国家“领人”也不容易:美国越战时的逃兵大多在加拿大安享余生,而与加拿大有引渡协定的菲律宾,一名杀人罪嫌犯的风险遣返评估竟折腾了26年之久。作为无死刑国家,加拿大原则上也不会向死刑国家引渡、遣返可能被处死刑者。  申春平对记者说,美中之间没有引渡协议,是无法将贪官或是经济罪犯遣返的原因之一。最近10年中,中国最成功地把贪官引渡回国的就是前广东开平银行行长余振东,名义上虽然是通过外交途径引渡回国,实际上是被指控违反美国移民法,是按移民递解出境的程序被送回国的。难以把贪官或经济罪犯遣返的第二个原因是,中美过去在反贪污和打击经济犯罪等领域内没有合作,美国甚至认为中国打击贪污犯罪存在政治迫害问题。  路透社援引法律专家的话表示,美加澳对腐败官员的吸引力尤其大,原因是那里的生活质量、世界一流的教育机构和庞大的华人社区。此外,西方国家政府长期以来一向不愿意将犯罪嫌疑人交给中国,它们认为中国执政的共产党控制法庭,存在严刑逼供、广泛使用死刑等情况。  形势在发生变化  香港《南华早报》最近的一篇报道称,在捉拿贪官问题上,让北京最烦恼的其实不是引渡经济犯的困难,而是他们在美国所受到的欢迎。有数据称,来自中国的投资者占今年美国投资签证的85%,去年占投资移民总数的80%以上。事实上,美加澳以及新西兰成为中国贪官藏匿地并不偶然,因为它们对携巨款申请投资移民的海外人士持欢迎态度。  据报道,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的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中国是外国资本投资的第一来源。2013年,中国买家投入澳大利亚楼市的资金达到60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41%。一家针对国内买家需求的海外房产搜索网站的联合首席执行官安德鲁·泰勒称,目前澳大利亚是中国人海外置业的第二选择,仅次于美国。澳大利亚拥有独立的司法体系,移居从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一些人保护“资产”的目的,在澳大利亚购房还意味着为下一代建立了一个在英语国家的“教育基地”。  不过,形势也在变得乐观。近年来加拿大政府痛感“贪官乐园”不但有损国家形象,而且靡费公帑税款,侵占合法居民福利,弊端着实太多,开始从控制移民数量、严厉打击非法移民中介和洗黑钱行为、甄别以欺诈手段获得居民或公民权者并吊销其居住、入籍资格等方面入手,全面挤压贪官的空间。  据报道,加拿大联邦总理哈珀、外长贝尔德等曾相继表态,称“不能容忍加拿大背负贪官乐园的名声”,李东哲、邓新志、赖昌星等中国外逃经济嫌犯因在加拿大生存处境艰难,甚至没有合法入境、居留资格,并因各种原因无力进入代价高昂的法律程序循环,相继被加拿大方面以非法入境等罪名遣返,或自愿接受遣返,另一些已通过欺骗手段获得“合法”居留身份的经济嫌犯、贪官如高山等,也在强大压力下投案自首。2013年7月,中加政府就签署分享并返还没收财产协议进行谈判。加拿大联邦政府和相关机构多次表示,正努力说服经济嫌犯们自愿遣返。  双边引渡协议的缺失,以及加拿大司法效率的低下,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对外逃加拿大贪官的追逃效果,对于那些已取得“合法”居留身份的贪官和经济嫌犯,目前除了说服其自愿遣返、投案自首外,并无更好方法。  申春平认为,从根本上说,中国逃美贪官难以被引渡回国,是因为美中之间在政治方面没有达成共识。现在的情况有些变化,美中开始有所合作,一个例子是联邦调查局在北京设立办公室,与中国重点合作打击贩毒,并破获了两个大案。中美高层要达成共识,合作方面有具体措施,比如和美国移民局合作,这样,以后美国能否还是“贪官的天堂”就很难讲了。  对于目前贪官外逃的趋势,申春平认为,虽然最近10年来中国从美国引渡的贪官寥寥可数,但赖昌星从加拿大被引渡以及中国的“猎狐”行动,应该会对外逃贪官产生震慑作用。但要注意的问题是,跑到美国的贪官背景都不纯,除了是“裸官”外,有的本人来过美国,到美国后会得到亲戚和朋友的帮助,在美国早就有落脚点。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加大海外追赃力度也引起一些紧张气氛。有澳媒称,中国的行动可能会给澳大利亚带来严重后果,或将让中澳关系紧张。对此,加拿大《亚太邮报》称,加拿大经验可供借鉴。多年来,北京一直指责加拿大是“中国经济犯的天堂”,最著名的赖昌星案件中,北京要求引渡的努力持续10多年,而赖试图延迟引渡,让加拿大官员大伤脑筋。不过,自2011年中澳首次成功联手追诉外逃澳大利亚8年的原南海市置业公司经理李继祥后,中澳合作不断加强,刚披露的中澳联手追查贪官计划就被称作“双方一次史无前例的合作”。

  裸官报告:金融业成重灾区
  59人涉案数十亿元
  抓外逃贪官,我国6年追回赃款540亿

  最新一期的《财经》杂志刊出封面文章:中国“裸官报告”,详细阐述了“裸官”的概念、发展、外逃途径及潜在危害。
  其中提到2000年至2003年,归案的潜逃境内外的贪官人均携款约430万元;2007年,人均携款约540万元;2012年,人均携款约480万元。平均下来人均携款近500万元。
  里面还提到除了国有企业负责人、中资驻外机构负责人和政府官员携款外逃,金融行业内负责人或者主管人员外逃,成为贪官外逃的重灾区。在本报告中,有据可查的59人的涉案总金额高达数十亿元。其中金融行业占据24%,涉案数额高达将近18亿元。
  抓获4547人,追缴244亿
  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期的几年,贪官外逃到达了高发期。
  中国人民银行的直属机构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一份《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报告确认:中国官员因为经济犯罪外逃始于上世纪80年代。
  该报告同时披露,公安部2006年5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公布时间,中国已陆续缉捕到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320人左右,直接涉案金额近700亿元。
  上述报告记录的另一组数据更为惊人:“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万至1.8万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
  上述数据一直遭到质疑,但至今没有一个权威部门站出来证实真实数据。
  一组比较有明确消息源的数据是,2001年1月,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追捕在逃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嫌疑人的行动。新华社当日发布消息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其中,有的已潜逃出境。”
  最高检察院工作报告记载,2007年在境内外追逃追赃上,对在逃的5724名职务犯罪嫌疑人已抓获4547名,追缴赃款赃物244.8亿多元。
  对比2000年至2003年、2007年和2012年境内外追赃和追逃的数字可见:2000年至2003年,归案的潜逃境内外的贪官人均携款约430万元;2007年,人均携款约540万元;2012年,人均携款约480万元。上述6个年份中,仅追回的赃款总计即达540亿元左右,人均约480万元。
  金融行业重灾区
  嫌疑人多在30岁至40岁

  除了国有企业负责人、中资驻外机构负责人和政府官员携款外逃,金融行业内负责人或者主管人员外逃,成为贪官外逃的重灾区。
  在记者采访中确定的59人外逃“裸官”名单中,金融行业占据24%,涉案数额高达将近18亿元。这些人员中,年龄最小的案发时只有25岁,大部分犯罪嫌疑人在30岁至40岁之间。
  其中,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外逃窝案即是典型。
  2001年10月初,中国银行在首次对全国计算机实现联网监控时,发现账目存在高达4.82亿美元联行资金的缺口,事发地点被锁定在广东开平。当年10月12日,银行方面发现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下落不明,随即向有关部门报案。经公安机关的紧急侦查,发现涉嫌挪用巨资的这三任行长已潜逃到香港,随后转机到了加拿大、美国。
  另一金融大案——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案,则将“裸官”的概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心思深沉,外表踏实的高山,给同事制造了一个假象:妻子李雪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女儿高山雪莲则在河南郑州的外祖母家。实际上,从2002年起,李雪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习心理学;高山雪莲则已在加拿大温哥华定居。
  2004年12月,高山外逃。2005年1月4日,高山案发。此后查证,高山主要作案手段是票据诈骗,涉案总金额超过10亿元。2012年8月13日,高山回国投案自首,今年9月29日出庭受审。
  “三步走”实现外逃
  一、亲属先行 “裸官”的特征之一,即是安排配偶和子女定居国外。对于预谋外逃的“裸官”而言,这种安排无疑是最安全和最可靠的。这一步并不难实现。作为在境内利益诉求和政治资源的交换,谙熟此规则的中介公司,以及负责接应的业务客户、生意关系均是这一步的铺路石。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贪官的情妇也扮演了外逃过程中的重要角色。例如,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案中,其将情妇安排在香港定居,将巨额赃款都转移到情妇名下。
  二、资产随后 转移资产的手段及方式多样,概括起来大体有如下种类:现金走私,由官员直接随身带出境;通过合法金融系统的现金交易、账户付款、海外业务、贷款和其他金融交易实现交易套现;以贸易为掩护的方式,即非法所得通过进出口货物,虚构或伪造进出口合同、海运单据、海关报关单和其他相关文件的方式套现;通过地下钱庄系统转移资产;借助电子货币、网上金融服务以及股票期权、远期外汇汇率合同等新的金融衍生品向境外转移资产;通过设立海外空壳公司的方式转移资产和套现。
  三、择机外逃 首先是获得出境证件的问题。已有的样本显示,这些外逃官员或制作假证,或持有多个护照,有些也并未上交其私人护照。这些证照不在审批和报备之列,不仅导致单位无法对其进行监控,一人多证的现象,也给案发后追查财产、资料带来阻碍。
  至于所列出境的缘由,除了最常见的养病、休假,官员外逃还经常发生于公务考察时。两者的特点呈现为突然消失以及滞留不归。
  监管趋严,需法律规范
  2010年是中国反腐的又一高潮期。当年2月,国家预防腐败局发布《2010年工作要点》——这是在该局成立3年后,监管“裸官”首次作为工作重点被提出。
  2010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实施《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
  随后,2010年7月,新版《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颁发。
  2012年1月4日,广东省委发布《关于加强市、县领导班子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规定,公职人员的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原则上不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
  2013年,一个无法被忽视的反腐现象,是纪委的强势发力。严管“裸官”干部,已被高层领导放入明确目标。
  对“裸官”的规制从党纪党规转入立法轨道,让预防腐败的议题走向法制化。不过,要想“裸官”问题获得根本治理,仍有待在国家层面的强有力的反腐败法律出台。

腐败子女村是怎么回事 腐败子女村:外逃贪官的如意算盘腐败子女村是怎么回事 腐败子女村是怎么回事?腐败子女村是什么意思?人民网北京10月28日电中国今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全球追逃追赃的“猎狐行动”,加紧海外追缉外逃贪官的步伐。腐败子女村美加澳成为首选藏匿地。有媒体分析,高层试图震慑那些“贪饱就跑,一跑就了”的贪官:海外不再是避风港。腐败子女村是怎么回事?腐败子女村是怎么回事 腐败子女村:外逃贪官的如意算盘“已经有相当一批嫌疑人的动向被掌握,犯罪嫌疑人落地海外就告平安的妄想已经难以实现。”据有关人士披露,目前有关部门不断加大外逃嫌疑人的信息完善程度。随着一系列海外追逃行动的相继展开,中国外逃贪官的现状再次成为焦点。腐败子女村是怎么回事?外逃贪官数量:官方数据尚无定论近五年抓获近7000人贪官外逃长期以来一直是敏感话题,究竟有多少外逃贪官,官方语焉不详,而民间和学术界则多有议论,版本众多。尽管现阶段各版本给出的数据存在差异,但外逃贪官数量介于4000到18000人之间。美加澳居地为什么会被称为腐败子女村?中国贪官与国企职务犯罪嫌疑人外逃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据媒体梳理发现,中国官方公开资料最早有记载的“外逃官员”,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进出口公司武汉分公司保成路商场原经理陈新国。官方正式使用“策划携款潜逃”词汇,最早是在最高检察院1991年的工作报告中。腐败子女村是怎么回事?腐败子女村是怎么回事 腐败子女村:外逃贪官的如意算盘1996年6月,号称“距中南海最近的企业家”、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于志安外逃,此事轰动一时。此后,贪官携大量资金外逃现象进入公众视野,但一直未有系统性研究结论出现,舆论亦波澜不惊。腐败子女村是什么意思?直至2003年,中国外逃贪官数据方在学术界和民间出现。《半月谈》当年6月上半月刊统计称,中国至少有4000名贪官携款50亿美元外逃。2004年,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研究报告《离岸金融中心成为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中给出的数据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人均卷走1亿元人民币”。此后,媒体大多引用此数据。然而,该数据六年后突然被否定,直到2011年却又再度被大量引用。2008年6月,央行在题为《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课题报告中,援引社科院的一份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万至1.8万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腐败子女村要重点防治。相较于商务部之前发布的数据,外逃贪官数量翻了4倍多,携款金额则翻了一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2013年10月曾披露,2008年至2013年五年间,共抓获外逃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6694名。这是官方首次给出的外逃贪官被抓获的数据。然而,中国到底有多少外逃贪官,目前依然没有官方权威数据。从官方和学术机构发布情况看来,外逃贪官数量呈现不断增加态势。中纪委此前通报,仅2013年中秋和“十一”两个假期,出境的公职人员中有1100人没有按时返回,其中714人确定为外逃。今年2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法治蓝皮书做出预警性判断,认为2014年腐败公职人员外逃现象可能还将加剧,特别是前期已经有关系人和资金在境外的公职人员,外逃机会增大。

人民网北京10月28日电 中国今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全球追逃追赃的“猎狐行动”,加紧海外追缉外逃贪官的步伐。有媒体分析,高层试图震慑那些“贪饱就跑,一跑就了”的贪官:海外不再是避风港。

“已经有相当一批嫌疑人的动向被掌握,犯罪嫌疑人落地海外就告平安的妄想已经难以实现。”据有关人士披露,目前有关部门不断加大外逃嫌疑人的信息完善程度。随着一系列海外追逃行动的相继展开,中国外逃贪官的现状再次成为焦点。

官方数据尚无定论 近五年抓获近7000人

贪官外逃长期以来一直是敏感话题,究竟有多少外逃贪官,官方语焉不详,而民间和学术界则多有议论,版本众多。尽管现阶段各版本给出的数据存在差异,但外逃贪官数量介于4000到18000人之间。

中国贪官与国企职务犯罪嫌疑人外逃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据媒体梳理发现,中国官方公开资料最早有记载的“外逃官员”,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进出口公司武汉分公司保成路商场原经理陈新国。官方正式使用“策划携款潜逃”词汇,最早是在最高检察院1991年的工作报告中。

1996年6月,号称“距中南海最近的企业家”、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于志安外逃,此事轰动一时。此后,贪官携大量资金外逃现象进入公众视野,但一直未有系统性研究结论出现,舆论亦波澜不惊。

直至2003年,中国外逃贪官数据方在学术界和民间出现。《半月谈》当年6月上半月刊统计称,中国至少有4000名贪官携款50亿美元外逃。

2004年,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研究报告《离岸金融中心成为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中给出的数据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人均卷走1亿元人民币”。此后,媒体大多引用此数据。然而,该数据六年后突然被否定,直到2011年却又再度被大量引用。

2008年6月,央行在题为《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课题报告中,援引社科院的一份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万至1.8万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相较于商务部之前发布的数据,外逃贪官数量翻了4倍多,携款金额则翻了一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2013年10月曾披露,2008年至2013年五年间,共抓获外逃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6694名。这是官方首次给出的外逃贪官被抓获的数据。

然而,中国到底有多少外逃贪官,目前依然没有官方权威数据。从官方和学术机构发布情况看来,外逃贪官数量呈现不断增加态势。

中纪委此前通报,仅2013年中秋和“十一”两个假期,出境的公职人员中有 1100人没有按时返回,其中714人确定为外逃。今年2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法治蓝皮书做出预警性判断,认为2014年腐败公职人员外逃现象可能还将加剧,特别是前期已经有关系人和资金在境外的公职人员,外逃机会增大。

外逃贪官握有实权 级别呈现从高向低走势

在外逃贪腐官员中,央行发布的报告建议加强对重点地区、敏感行业、特定人群和特定消费方式的监测。其中,特别提到的敏感行业包括金融业、垄断性国有企业、交通、土地管理、建筑等行业、税收、贸易、投资部门等。

据媒体梳理报道,从1992年至2014年的22年间,公开报道的外逃人员共有51人。其中,21人为政府部门各级官员,占总人数的约一半。还有19人为国企负责人,11人曾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任职,其余多为企业负责人。

21名外逃政府官员中,多数是地方或部门的“一二把手”。如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贵州省交通厅原副厅长卢万里、深圳市南山区政协原主席温玲等。

19名国企负责人中,比较著名的外逃者均为“一把手”,如昆明卷烟厂原厂长陈传柏、上海康泰国际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钱宏、河南服装进出口公司原总经理董明玉、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等。

11名金融机构外逃人员中,比较著名的是中国银行开平支行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此外,银行机构中出纳、会计等基层人员外逃的就有4人。如建行东莞分行金库原保管员林进财、北京市房山区河北信用分社原会计杨彦军等。

在外逃人员中,多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利用职权为他人牟利,还有部分外逃人员涉嫌暗地转移财产、逃税、洗钱等罪名。涉及资金比较巨大的,多为国企负责人和金融行业者。外逃企业负责人中,多数涉及罪名是涉嫌利用职权牟利,骗购国家巨额外汇,走私普通货物、逃税,合同诈骗等。

相对于高级官员,地方基层干部出入境管控相对宽松。从2008年至2014年,外逃官员的级别呈现从高向低发展的走势。此外,外逃官员所在的部门也由“热”向“冷”变化。

中山大学的一项调研发现,随着公众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增加,公共卫生、园林绿化、环保等部门也变成了“热衙门”,可以支配大量的资源和资金,为滋生腐败提供了温床。研究人员指出,近两年养老金、保障房、三农资金管理等与民生相关的政府部门官员外逃数量呈上升态势。

美加澳成为首选藏匿地 加拿大成“贪官乐园”

尽管关于外逃贪官的数量还没有形成权威数据,但是对于外逃贪官的去向,中外媒体都一致认为,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排名最靠前的几个藏匿地,这些地区甚至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贪官一条街”和“腐败子女村”。有分析称,这三国是传统移民国家,生活质量以及教育水平等均有很大吸引力。另一方面,我国与这些国家在司法合作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

日前,中国公安部和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已制定一份在澳中国经济逃犯名单,这份优先级名单采集于一份“不少于100人”的更广泛名单。澳大利亚“商业观察家”网站日前刊文称,在中国59个公开备案的“裸官”外逃案件中,有7名“裸官”身在澳大利亚。

除此之外,美国、加拿大也和澳大利亚一起,同被列为贪官外逃的首选地。英国路透社8月援引《中国日报》消息,称《中国说有150多名“经济逃犯”在美国逍遥法外》。文中提到,中国媒体援引公安部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目前有150多名中国经济逃犯正在美国逍遥法外,其中许多是贪官或涉嫌贪腐人员。据报道,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局长廖进荣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了该数据,他还表示,美国已成为“中国逃犯逍遥法外的头号目的地”。

另一个贪官多选的目的国是加拿大。《华尔街日报》称,很多中国人将加拿大视作“贪官乐园”,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中国人喜欢把财产存放在加拿大,有时甚至带着一箱箱的现金来到加拿大。根据加出入境管理局的文件,从2011年4月到2012年6月,多伦多和温哥华机场查获来自中国人的1300万美元未申报现金。

不过,美国彭博新闻社认为,不少贪官其实是“能去哪就去哪”,有时迫于无奈或为了隐蔽,会选择一些“冷门国家”或地区。“猎狐2014”涉及的国家就包括柬埔寨、乌干达、尼日利亚、斐济等,此前还有在加蓬、肯尼亚、塔希提等国家和地区发现中国外逃贪官的消息。据了解,9月底启动的专项行动以香港为头号目标,紧随其后的是北美、欧洲、澳大利亚、新加坡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 (原标题:《“聚焦中国打击外逃贪官行动”系列之二:外逃贪官路径隐现:首选三大藏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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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科学研究 本文来源:中国裸官报告,司法有别难引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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