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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视野下道德意志本质探寻,历史价值论

时间:2019-08-30 18:50来源:产品测评
道德意志问题,是一个古老又常新的道德哲学问题,也是一个现实世界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积极建构的实践难题。根据唯物史观,要从社会历史角度,在社会物质生产关系中揭示道德意

道德意志问题,是一个古老又常新的道德哲学问题,也是一个现实世界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积极建构的实践难题。根据唯物史观,要从社会历史角度,在社会物质生产关系中揭示道德意志的社会历史本质;要从主体的道德需要及对需要的把握角度,在能动性和社会制约性关系中揭示道德意志的能动性本质;要从社会实践角度,在实然与应然、规范与导向的关系中揭示道德意志实践精神的本质。

内容提要:探寻从行为“实然”到道德“应然”的中介,是应用伦理学的重要使命。“适然”是连接“实然”的世俗性和“应然”的超越性的桥梁。“适然”是从“应然”到道德“实然”的可操作性体系。它包括转化系统、接收系统、决策系统、评估系统等四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方面。因此,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有两条可供选择的思路:伦理学的应用和应用伦理学。对前者弊端的分析表明,后者才是优化的选择。加强后者的研究,是当代中国伦理学建设的一个重要理论使命。

论应用伦理学研究的重要使命

历史价值论研究的意义和任务

道德意志的社会性本质

关键词:应用伦理学实然/适然/应然

作 者:

在当代凸显历史价值论研究,有助于确立唯物史观体系上的完整性和内容上的丰富性,深化对唯物史观本质及其当代性的理解。从生成论角度看,历史价值是历史主体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从功能论角度来看,历史价值是历史客体对增强主体的本质力量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历史价值活动包括历史价值认识活动、历史价值创造活动和历史价值实现活动三种类型。历史价值活动都是遵循一定规律来进行的。历史评价是主体根据人的需要对历史客体包括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等做出价值判断,即主体关于历史客体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所做的判断。历史进步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

唯物史观认为,作为人类意识重要组成部分的道德意志,既不是先验的、神赐的、永恒不变的自在之物,也不是理性的、精神的、意识的派生物,而是社会物质生产关系的产物,是人们的生产实践尤其是道德实践的产物,是人的自然形成、社会形成、心理形成综合而成的产物。

唐凯麟/彭定光

关键词:历史;历史价值;历史评价;历史进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的道德意志就是与人的需要相关的选择和调控能力,是在目的性道德需要支配下的选择、调控能力。从道德意志的人类发生学来说,人的道德意志不仅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而且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是人的生产需要、社会需要和自身需要的产物。社会实践特别是生产劳动产生了道德需要,劳动为人类意识、意志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客观需要和可能,在人们劳动和交往中形成的抽象思维、自我意识特别是语言,促进了意志的发展。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加强及其功效性,不仅依赖于它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正确定位,依赖于人们对道德的科学认识,依赖于人们对人我关系、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价值的正确把握,而且还依赖于人们对道德落实于实际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实有行为的中介探寻,这样,才能全面准确地确定道德运行的客观条件和道德作用的现实限度。

作者简介:

一、问题的提出

道德意志是人类思维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对道德生活内在需要的凝聚、强化和调节,是对外界关系的反映,是人的社会化关系的产物。自然界的客观存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道德意志产生的前提条件和客观性制约因素。人类对现实的或理想化的道德追求、探索、愿望和目的,通过社会实践对象化过程,在突破了主客体困境和条件的限制、约束中逐渐形成道德与道德意志。

人们对现实社会生活进行道德认识,确定一定的道德标准,形成具体的道德规范,目的在于影响现实社会生活,实现社会关系的自身的完善化。这里所发生的关系,包括道德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有着“实然”、“适然”和“应然”三个密不可分的环节,这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考虑的三个方面。

唐凯麟 彭定光 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中国伦理思想史、应用伦理学研究。(邮编 440000)

历史价值论探讨的是历史客体对于历史主体的意义何在,即历史有无目的、有无进步,历史对人有什么意义以及如何认识历史意义的问题。历史价值论研究,在国内尚属起步,至今尚未见一本有关历史价值论研究的专著问世。这些年来国内对历史哲学、价值哲学的研究,均有令人瞩目的进展,但对二者交叉形成的“历史价值论”研究则相对薄弱。原因当然是十分复杂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没有专门论述,甚至从未使用过这一提法,他们的有关思想主要体现在唯物史观之中,有待于我们今天去挖掘、提炼和系统化。国内改革开放之前,“历史价值论”这一概念无人提及,更谈不上深入系统研究。人们往往倾向于把唯物史观单纯地理解为一种对历史过程的纯客观解释,并由此出发,把人类历史仅仅视作必然性的展开过程,从而抹煞了人类史不同于自然史的特质。其后果是,从理论上看,我们在历史哲学中,一定程度地存在着某种见物不见人、忽视甚至撇开历史及人的价值层面的倾向,从而偏离了马克思历史观的真谛。从实践上看,社会主义的历史也一再表明,那种缺乏价值尺度范导的对历史必然性的信念是非常有害的,它使得历史疏远了人。改革开放初期,国内一大批有识学者,如刘奔、李连科、李德顺、王玉梁、袁贵仁、赖金良等人,开始从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统一的角度对唯物史观进行新的诠释。

从个体的道德意志形成过程来看,不仅客观的社会物质条件是道德意志形成的基础和前提,是个人历史的产物,而且还需要主体的生理、心理条件。意志活动是大脑皮层支配下的一系列随意动作组成的活动,而随意动作是由大脑皮层运动区和自觉区调节控制的。人的意志不仅受大脑皮层运动区和自觉区的调节和控制,而且受整个大脑皮层的调节和控制。小脑和网状结构也对人们的意志行为起着重要作用。道德意志的形成还依赖一定的心理机制,以一定的道德认知为前提,为一定的道德情感所驱动,以一定的道德行为实现为依归。道德意志一旦形成,就会表现出自觉性、选择性、逻辑性特点,展现出自主、自决、自控、自制的品质。

所谓“实然”,在这里指的是实际存在着的行为,或行为的现有和实有,即休谟所说的“是”。一般来说,“是”包括两个层次上的东西:一是本质层次上的,即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二是现象层次上的,即通过感性认识可以直接感受和把握的各种各样的事物及其方面。“实然”或者“是”的本身在其性质上是纯粹客观的。这种“实然”或者“是”具体表现为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由人们的需要所驱动的世俗的社会生活及人们的行为(包括社会群体的行为和个人的行为)。这种社会生活和人的行为虽然都是人的生活和行为,其中必定具有道德的性质,但是从理论抽象的角度看,它并不就是道德行为,或者并不就是蕴涵善恶性质的人的生活和行为,而是人们在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进行的社会历史活动。传统伦理学(指除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以外的所有其他伦理学)之所以错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没有认识到“实然”或者“是”的客观性质,并将人的行为简单地化为道德意识的产物,成为一种纯主观性的东西。

原发信息:

1978年以后,国内学界开始关注历史价值论的研究,发表了一些论文。如,李德顺、龙斌的《社会历史与人的价值活动》一文指出,价值观与历史观的统一是一个双向的建构过程:一方面要使价值论研究向历史观高度提升,即要有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也要使历史观的研究向价值观的高度提升,也要有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背景的历史观。通过这种双向建构、更新与融合,才能奠定价值观与历史观统一的广泛基础。此后,崔绪治、王晓升《马克思的历史真理论与历史价值论》,周海春《科学实践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价值论,陈新夏《唯物史观价值维度的当代建构》和《唯物史观与人的发展理论》以及笔者多篇论文中,都探讨了在唯物史观视野下如何确立历史与人的发展的价值维度的问题。笔者欣喜发现,在近年来出版的韩震、孟鸣岐的《历史哲学——关于历史性概念的哲学阐释》和黄凯锋的《价值论及其部类研究》两书中,首次出现了专门论述“历史价值论”的章节。这说明“历史价值论”研究已逐渐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和重视。但这恐怕还只是一个良好开端,有待于共同努力去开垦这块理论宝藏之地。

道德意志的能动性本质

“应然”即“应该”或者“应当”。它并不等同于休谟所说的“应当”,并非广义价值论上的一个范畴,而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来源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是对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反映,但是,它并不是对社会经济关系、现实社会生活的直接的、机械的反映,而是对社会经济关系、现实社会生活的价值认识、道德把握,既具有现实性、客观性,又具有对世俗生活的超越性、理想性。它既包括实际生活所蕴涵的道德价值,又包括道德标准、道德规范、道德价值目标等等。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02期 第1-5,23页

历史价值论的研究意义在于:第一,在当代凸显历史价值论研究,有助于确立唯物史观体系上的完整性和内容上的丰富性,深化对唯物史观本质及其当代性的理解。唯物史观的内容理应包含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历史价值论、历史审美论、历史方法论等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就是人的活动史。而要探究人的活动,就自然不仅应反映人及其活动的机制和规律(主要由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来完成),也应确定人及其活动的目的和价值取向(主要由历史价值论来完成),还应直观和领悟人及其活动中的美的感受和自由超越性(主要由历史审美论来完成)。三者对待“历史”的方式是有区别的,分别是认识的方式、价值的方式和审美的方式。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在解读唯物史观时,往往主要强调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而淡化甚至忽视历史价值论的研究。殊不知,唯物史观在探究历史本体及其认识时,处处贯穿和渗透着历史价值论维度和思想。第二,回应西方学者对唯物史观的种种非难和批评的需要。我们只有进一步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尤其是加强历史价值论的深入研究,搞清讨论问题的实质,才有资格和能力有理有据地对辩难做出科学回答,从而维护唯物史观的权威地位。第三,历史价值论研究在实践上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提供历史价值选择,以便寻求超越“西化”的现代化模式而适合本民族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有助于在实践中确立和实现“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促进入的自由全面发展。

作为人的主体意识能力的体现,道德意志对人的道德行为和社会实践生活具有重要作用,认识不到这种主观能动作用,就会陷入意志论中宿命论、命定论、反意志论、非道德主义的窠臼;如果夸大这种能动性,则有可能滑向唯意志论、意志决定论、意志万能论。

“适然”与“实然”、“应然”并非同一层次上的概念。它不仅是一个有着确定内涵的范畴,而且主要是一个方法和功能的概念。“适然”之“适”可释为“适合”、“适宜”。“适然”居于“实然”与“应然”之间,是两者的中介,因此,它承担着两种职能:一方面要适合“实然”的本性;另一方面又要适应“应然”的要求。它要力求把“突然”与“应然”结合起来、一致起来。这就是说,它是连接“突然”与“应然”的桥梁。

内容提要:

二、何谓历史?何谓历史价值?

道德意志的能动性表现在于强烈的目的性。在道德活动中,道德意志把人们的需要、欲望、动机、愿望、情感等内容综合为“目的”,并指向一定的客观现实生活。当然人的道德意志并非仅限于这种体认,它还进一步将这种目的前进一步,甚至几步,使之向行动转化,去实现这种目的。道德意志正是通过善恶的选择,手段、方式方法的应用,来发动、调节和控制人的欲望、动机、情感、行动等,从而实现自己的目的性指向。道德意志的能动性尤其体现在对困难的克服和障碍的消除方面。

在传统伦理学中,“适然”这座连结“实然”与“应然”的桥梁虽然被承认其存在,但由于没有正确地认识“实然”,所以“适然”形同虚设,成为多余的东西。因为在这里,“应然”如同康德的“绝对命令”、宋明理学的“不可逆哉”的“天理”,有其绝对性:一是表现为“应当”的纯洁性。这种纯洁性指的是“应当”排除了一切功利的、物质的、世俗的考虑,只能是纯粹的道德要求,它要求每一个道德主体都“存天理,灭人欲”,以便使道德主体在内心自觉地适应“应然”的要求;二是表现为“应当”的不可违背性。它视其为天经地义的东西,是每一个道德主体都应该而且必须遵循的“天理”,是他们发自内心或出于本性的、绝对自律的义务;三是表现为“应当”的普适性、无条件性。“应当”被看作是适用于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空间的永恒性的东西。“应然”的这种绝对性,使道德主体毋需去考虑道德是否符合、适应现实的社会生活,主体的任务只在于按“应当”或“应然”办事。正因为如此,传统伦理学就用不着去探讨关涉现实条件和情境的“适然”问题。

探寻从行为“实然”到道德“应然”的中介,是应用伦理学的重要使命。“适然”是连接“实然”的世俗性和“应然”的超越性的桥梁。“适然”是从“应然”到道德“实然”的可操作性体系。它包括转化系统、接收系统、决策系统、评估系统等四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方面。因此,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有两条可供选择的思路:伦理学的应用和应用伦理学。对前者弊端的分析表明,后者才是优化的选择。加强后者的研究,是当代中国伦理学建设的一个重要理论使命。

从历史价值论角度审视,历史具有以下三个基本规定:历史是人类价值活动的产物或结果,表现为已逝去的、受规律支配的客观存在。这是历史概念内涵中的客体性因素的集中体现。历史作为历史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创造物,构成现时代人必须面对和不可超越的严峻事实。当我们把历史的客观存在只是作为外在认识对象的时候,历史是作为客观的无机的东西,表示时间意义上“过去”业已完成的事实。于是,历史作为客观存在,与我们发生观念的认知关系。历史作为我们认识的客观对象,不仅每一时代由生产工具为标志的生产力的总量是可以精确无误地加以统计衡定的,作为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生产力所产生的人与自然世界之间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也是能够加以精确计量的,而且社会历史发展的长远的、整体的趋势也必然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物质生活决定人们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规律性所支配和制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历史是人类价值活动目的及其实现的展开,表现为人类自觉的价值创造过程。这是历史概念内涵中的主体性因素的集中体现。历史只是具有一定情感意志、思想动机,进行有目的活动的活生生的人及其人的活动。在活动的展开过程中,实际上我们都是历史的参与者,是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我们是置身于历史之中的,我们的活动也是主客体相互作用或相统一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历史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和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王朝的兴衰、民族的存亡,只有通过人的活动的内在动机和行动抉择才能获得合理的恰如其分的说明,历史只是无数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的总和,是人们行动动机和意志的“总的合力”。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个人本质力量发展的历史,也是人类自觉的价值创造过程。历史是人类价值活动之文明成果的积聚和延续,表现为动态的、纵向的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的全面改善和进步的足迹。这是历史概念内涵中主客体因素相互作用或统一的因素的集中体现。在人类价值活动中,由于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使得人类获得大量的社会文明成果。虽然,历史上任何具体的事实、人物、存在、现象和过程,都会由于其存在的合理性的消失而成为过去,但其中内蕴的人类价值创造却必然地化人历史的长河中,成为历史进步整体链条中的环节,成为以后价值活动的原因、前提和基础。这样,历史便不是一种断裂式的散乱物,而是以不断积淀起来的人类价值活动所创造的人类文明为纽带,联结过去、现在和未来,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的全面改善和增进,呈现为历史全面进步的过程。

道德意志可以在实践中通过确立自己的方向,进而选择主体需要的情感、愿望,并整合、驾驭、控制不同品质和强度的情感,构成强劲的内驱力,还对妨碍自己目的运行的情感进行排斥、剔除,从而实践“观念的存在着”的模型蓝图。道德意志在道德生活中的作用主要通过确立道德目的、制定意志活动方案、调节和控制情感欲望、检验反思评判活动结果等环节完成自我使命,实现主体的意志自由。

其实,“适然”这座桥梁对于道德的运行来说是不可缺少、非常必要的。这是由“突然”与“应然”、“是”与“应当”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实然”即“是”,即“事实”;“应然”即“应当”,即“价值”。“事实”与“价值”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从“是”不能简单地推导出“应当”,也就是说,“事实”不是“价值”,“价值”不能简单地归为“事实”。然而,它们作为人类生活的两大因素,并不是截然二分的,而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就“实然”而言,它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具有对于人类而言的好的可能性与坏的可能性之分,这使得人类对其可能性的选择成为必要。对其可能性的选择要基于对客观现实的认识,但目的却在于改变世界。然而人类改变世界的过程不是一个纯粹地根据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而无目的地改造外界对象的过程,而是人类依据自身因素(其中包括价值性因素)参与其中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不仅“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1]。运用人的“内在尺度”于对象的过程,是一个依据“价值”、“应当”来确定改造对象的方向的过程,是一个使“实然”适应于“应然”的过程。

关 键 词:

对历史价值之本质的探讨是各种历史价值论的基础性的共同课题。不同历史价值论之间的区别和冲突,突出表现在对历史价值本质的不同理解和诠释上。马克思主义首先从发生学的角度,把历史价值问题与人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联结起来,从历史价值的生成根源上揭示了历史价值的本质;其次,又从辩证法的角度,把历史价值问题与人的现实存在方式联结起来,从历史价值的功能特性上进一步揭示了历史价值的本质。从生成论角度看,历史价值是历史主体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历史主客体在对象化活动中的相互作用生成了历史价值。历史价值是历史主体的对象化活动的产物,对历史主体对象化活动具有极强的依赖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历史主体的需要对主体对象化活动的依赖性;第二,历史主体的需要的指向性,即满足需要的外界物对主体对象化活动的依赖性;第三,历史价值的生成对主体对象化活动的依赖性。从功能论角度来看,历史价值是历史客体对增强主体的本质力量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历史价值表征的是历史主体与历史客体之间的一种作用关系或意义关系。历史客体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和提高人的主体力量,使人更好地摆脱自然、社会和自身的束缚,进一步确立和扩大人的自由。第一,历史的意义在于它对于人类现实存在的肯定,为增强主体的本质力量服务;第二,历史的意义还在于它也是人类未来发展的条件,为不断增强主体的本质力量和促进入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

道德意志能动性还有赖于一定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手段,缺乏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物质手段,道德意志往往沦为“盲目的冲动”,正如俗语所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英雄无用武之地”。道德意志正是由于对这种受限性的客观认识,具有“理想的意图”或“理想的力量”,而对人们产生巨大的激情和广泛的作用,引导人们克服困难,改变实然的现实世界,达到应然的“理想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道德意志本质上是自由与必然相统一的,是对限定、束缚的突破、超越,是受限与能动、实然和应然、理想和现实、绝对与相对、客观和主观、主体与客体、有限与无限的辩证统一。

就“应然”而言,“适然”这座桥梁也是必不可少的。其一,“应然”、“应当”作为人类的价值规定,是一种侧重于一般性、普遍性的价值把握,别开了其作用对象的特殊条件和特殊情境。因为,“应然”、“应当”在尚未作用于对象之前,处于与作用对象相分离的状态,即“应然”与“实然”是分离的。然而“应然”、“应当”要发挥作用,就必须与“实然”相结合。但是,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实然”却是有区别的。这就要求“应然”、“应当”在发挥其作用的时候必须适合于“实然”的特殊时空条件,诸如民族传统、利益关系、阶级结构、制度特征以及其他各种复杂的因素等等。例如,“应该诚实”作为一种普遍的、一般的应然、应当的道德要求,并不是对任何对象都适宜的,一个人对自己的同志要讲诚实,但如果对敌人诚实则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一位医生可以将详细病情告知患感冒者,却不能无条件地将病情如实地告知患不治之症者。其二,“应然”、“应当”作为对客观现实的价值把握,具有超越性、理想性。如果离开了“实然”这个参照系,过分地强调“应然”、“应当”的超越性、理想性,就会脱离现实,滑向空想的理想主义。这就要求把“应然”、“应当”与“实然”结合起来,使“应然”、“应当”适合于“实然”,适合于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本性、社会生活的现状和人们的思想觉悟水平。只有这样,“应然”、“应当”才是合理的、正确的,才能被广大群众所认同、所自觉地奉行。

应用伦理学实然/适然/应然

根据历史价值的本质,我们以历史主客体的相互作用的基本形式,即历史主体的对象化活动为尺度,来划分历史价值的存在形态。在社会历史中,主体的对象化活动的基本领域是物质生产活动、社会政治活动、精神文化活动,因而历史价值作为这三个基本活动领域中的活动过程及其结果而言,表现为历史主体对象化活动所追求和创造的自然物质价值、社会政治价值、精神文化价值三种历史价值的存在形态。

道德意志实践精神的本质

应该指出的是,“适然”这座连接“应然”与“实然”的桥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实然”与“应然”虽然分别属于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但它们之间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有着内在联系的。作为人类生活的必不可少的方面,“实然”就是由人的需要所驱动的用来满足人的需要的行为活动,以及由此而建构和展开的以利益关系为核心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由于人的行为活动都是为了满足人自身的需要,由于人的需要总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和一定的社会关系体系中求得满足的,因而人与人之间必然会发生相互之间的关联,这就是说,人的需要的满足过程乃是一个处理或者建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过程。正是在这种过程中,人们产生了相应的要求,建立了用来约束自己行为的规范,也即确立了某种价值标准,达成了某种价值共识,树立了某种共同的价值目标。所有这些都是“应然”的内容。正是因为“实然”与“应然”之间存在着这种统一关系,从而使得“适然”能够在“实然”和“应然”之间承担起由此达彼的“桥梁”的职责。

期刊名称: 《伦理学》

三、历史价值活动及其规律

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地球上打下自己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道德意志作为实践精神,主要指主体在道德目的指引下,通过意志活动调控自身,进而通过调控人们的对象性活动来实现既定价值目标,并使自身得到外化、对象化。

复印期号: 2003年02期

历史价值活动是指具有历史性存在和价值性存在的历史主体作用于历史客体的双向运动的对象化过程及其结果。历史价值活动包括历史价值认识活动、历史价值创造活动和历史价值实现活动三种类型。历史价值认识活动是历史价值认识主体通过自身能动的选择和建构客观地反映历史价值事实的过程。主体的客体化和客体的主体化的双向运动构成了历史价值认识活动的真实内容。历史价值认识活动以历史价值事实为活动对象,本质上是对历史价值事实的反映,它包含着价值认识主体的认知、选择、重塑与建构过程。从价值认识主体的本身状态及其与价值认识客体的关系出发,我们可以在思维中将历史价值认识活动区分为历史价值认知和历史价值评价两种形式,历史价值创造活动是历史主体运用一定中介作用于历史客体,以改变客体的形态,使历史客体的潜在价值转化为现实价值的过程。历史价值创造活动从本质规定来看,表现为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即主体本质力量对象化,主体赋予客体以新的形式;客体属性主体化,客体促进主体自由全面发展。历史价值创造活动总是以一定的尺度来进行的。这些尺度可以区分为外在尺度、内在尺度、美的尺度三种。历史价值的存在形态的多样性,决定了历史价值创造活动的多样化。历史价值实现活动,既是一个历史主体自我服务的过程,又是一个历史价值的开发、利用的过程,历史价值实现就是历史客体作用于历史主体并对历史主体产生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历史价值实现活动,其实质上是使历史客体由“潜价值”到“价值”的转变过程,也是历史主体在活动中不断地消费历史价值客体,使历史主体得到满足、丰富和提高。历史价值实现活动可划分为三种不同形式:自然物质价值的实现、社会政治价值的实现、精神文化价值的实现。

作为道德之“实践精神”来把握世界,道德意志表现出两点特殊性。一个是从“实然”与“应然”的关系上来把握世界;另一个是从“规范性”与“导向性”的关系上来把握世界。从实然与应然的关系着眼,一方面,展现在主体面前的道德现实关系,表现实有的利益关系,是一种现实或现状;另一方面,道德意志追求的是理想的道德关系,表现的可能是一定的未来利益关系,表现的是尚不存在的东西、未有的东西,即表现的是时间上的世界的理想或未来,是空间上的人类在具备一定条件的情况下理应达到的理想世界的程度及规模等。

历史价值活动都是遵循一定规律来进行的。这些规律到底有哪些?它们起作用的形式和途径又是如何?我们的研究还有待于深入。笔者试从唯物史观视角来探讨其中几条规律。人们的价值生活决定人们的价值意识。所谓价值生活,是指普遍地存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的有关价值、价值关系和价值活动的内容,它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必然要反映到主体的大脑中来,形成价值意识。所谓价值意识是指普遍地存在于人们的心理、认识、意识和意识形态中的有关价值、价值关系和价值活动的内容成分的总称。从价值生活与价值意识的关系看,有许多内容是在历史认识的范围内所容纳不了的,只有在历史价值论的视野内才能给予全面的诠释。在二者之间多层面的关系中,既体现出人的价值生活对人的价值意识进而对于历史的决定作用,也表明价值意识参与价值生活因而具有对于完整的历史运行所起的作用。价值意识的特殊客观基础,是人们的客观的现实的价值生活(包括价值、价值关系和价值活动等等)。人们的价值生活作为人们的一种社会存在,决定着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的价值意识。当然,人们的价值意识也对人们的价值生活具有反作用。价值意识不仅从精神上表现和反映价值生活,而且反作用于价值生活。价值意识对价值生活具有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动力功能、定向功能、权衡功能与调节功能。人们的价值活动构成历史运动的合力。历史就是人的现实活动的展开,是人类总体实践的现实的运动,因而,历史发展的动力只能来自于人自身,它既不是某种超人的天意,也不是人之外的自然,它的核心只能是人们的需要以及为满足这些需要而产生的人的活动,即创造价值、认识价值、实现价值的活动。正是人们的价值活动构成了历史运动的内在动力机制。然而,人们的价值活动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无论从历史主体角度还是历史客体角度来看,都是一种历史“合力”。历史合力论思想既体现了社会生活条件的决定性与历史主体的能动性辩证统一的过程,也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辩证统一关系。历史价值活动过程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其根源在于人自身存在的二重性,即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统一,或者说人的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在历史价值活动过程中,合规律性是合目的性的基础和前提,合目的性使合规律性得到能动的自觉的实现。人们是从需要出发进行历史价值活动的,需要是支配历史价值活动最直接的动力。历史价值活动过程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既是一种理想的应然的状态,又是现实的、实然的存在。在人的历史价值活动过程中,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的“终极实现”和“逐步实现”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辩证运动过程。历史价值活动过程是发展与代价的统一。由于历史发展是通过人的价值活动实现的,因而对发展与代价的关系的考察,也必须放到历史价值活动过程中来进行。从历史价值论的视野来看,所谓“代价”其实质是历史主体为实现自身长远发展目标而对诸多价值目标进行价值认识和价值选择的结果。人们的历史价值活动根据活动领域可以分成物质价值活动、社会政治价值活动、精神价值活动,因而据此我们也可将代价分成改造自然的代价、改造社会的代价和重塑精神的代价等三种类型。

因此,道德意志正如渡河上的舟船,指引、帮助人们从“实然”之此岸到达“应然”之彼岸,途中可能还要应对急流漩涡甚至惊涛骇浪。也恰是道德意志的应然性、理想性的指向,使人类增强了走向理想未来的信心,并充分展示出人类能够按照自己意志构建理想世界的主体性。从规范性与导向性的关系着眼,一方面,道德意志通过一定的道德原则与规范,对自我行为的约束与控制,即把自我的行为规范在一定界度内,履行道德义务和责任,以此来维持一定的正常道德秩序。另一方面,道德意志又具有“导向性”作用,通过一定的价值导向,把自我引向德性一方,同时这种“导向性”还具有社会示范效应,对他人、社会起着积极的带动作用。道德意志作为主体实践精神的集中表现,又有着超越于现实的创造能力,它能根据主体现实的需要、实践的需要不断超越和突破自我限制,展示人的价值与尊严。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加强及其功效性,不仅依赖于它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正确定位,依赖于人们对道德的科学认识,依赖于人们对人我关系、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价值的正确把握,而且还依赖于人们对道德落实于实际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实有行为的中介探寻,这样,才能全面准确地确定道德运行的客观条件和道德作用的现实限度。

四、历史评价的过程、尺度及合理性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唯物史观视野下的道德意志研究”负责人、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

人们对现实社会生活进行道德认识,确定一定的道德标准,形成具体的道德规范,目的在于影响现实社会生活,实现社会关系的自身的完善化。这里所发生的关系,包括道德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有着“实然”、“适然”和“应然”三个密不可分的环节,这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考虑的三个方面。

历史评价是主体根据人的需要对历史客体包括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等做出价值判断,即主体关于历史客体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所做的判断。历史评价关注的对象是历史价值,它是属于对历史价值进行反思、评判的一种特殊的观念活动,因此历史评价最直接的对象并不是一般的历史,而是历史价值。从历史评价活动的横向结构来看,主要包含有历史评价主体、历史评价客体、历史评价中介系统三个要素。历史评价更是一个动态过程。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评价过程往往要经过明确评价目的、获取评价信息、确定评价尺度、形成评价判断、检验评价结果五个阶段和环节。实际生活中历史评价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和环节,不一定都能被我们明显地意识到,因而这种理论考察和抽象分析只能是一定程度上理想化的模型。

所谓“实然”,在这里指的是实际存在着的行为,或行为的现有和实有,即休谟所说的“是”。一般来说,“是”包括两个层次上的东西:一是本质层次上的,即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二是现象层次上的,即通过感性认识可以直接感受和把握的各种各样的事物及其方面。“实然”或者“是”的本身在其性质上是纯粹客观的。这种“实然”或者“是”具体表现为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由人们的需要所驱动的世俗的社会生活及人们的行为(包括社会群体的行为和个人的行为)。这种社会生活和人的行为虽然都是人的生活和行为,其中必定具有道德的性质,但是从理论抽象的角度看,它并不就是道德行为,或者并不就是蕴涵善恶性质的人的生活和行为,而是人们在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进行的社会历史活动。传统伦理学(指除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以外的所有其他伦理学)之所以错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没有认识到“实然”或者“是”的客观性质,并将人的行为简单地化为道德意识的产物,成为一种纯主观性的东西。

历史评价尺度是多维度、多方面、多层次的统一存在,构成一个评价尺度体系。之所以需要一个系统结构来整合,其原因有三:一是由历史价值主体自身需要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的。历史评价主体据以进行评价的尺度归根到底是与人的需要紧密相关的,并且在一定意义和程度上为人的需要所左右。而人的需要具有复杂的结构,还有高低不等的层次,本身就是一个系统。二是由历史评价对象本身的复杂系统结构决定的。历史评价对象的多义性、多面性,客观地要求制定一个多样性统一的评价尺度体系。三是由单一历史评价尺度本身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只有各种历史评价尺度整合成一定的体系或系统,才能相互补充,克服其单一性的局限。生产力尺度是历史评价的根本尺度。它具有客体尺度和主体价值尺度的双重功能和意义。从客体尺度看,它是历史发展合规律性的体现,即反映了人类历史主体改造和利用自然必须遵循的外部世界的规律性。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社会形态的演变,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从主体价值尺度看,生产力也是历史发展合目的性的体现,即反映了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最终目的和价值意义。生产力是人的主体价值的实现,是人的本质和个性的生成。制度文明尺度是历史评价的关键尺度。制度文明尺度同生产力尺度一样,也不是单纯的外在的客观尺度,而是包含着内在的主体价值尺度,具有真理性评判和价值性评判的双重意义和功能,是历史发展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具体标志,因为制度文明既是规范人们之间的关系的需要,从根本上说又是服务于人的,是完善人的本质和促进入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工具和手段。制度文明尺度,一方面具体体现了人类历史主体改造人与社会及其关系必须遵循的客观必然性和规律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人类历史主体改造人与社会及其关系的最终目的和价值意义。精神文明尺度是历史评价的重要尺度。精神文明尺度虽然是侧重于主体价值或内在精神角度来把握的尺度,但决不是单纯的内在的主体价值尺度,而是包含着客观的历史尺度的。马克思曾经说过,思想一旦离开了物质这一基础,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精神文明尺度离开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就会成为什么也解释不了的空中楼阁。入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历史评价的终极尺度。它侧重于从主体价值角度来把握尺度,但也不是单纯的主体内在价值尺度,而是包含着客观的历史尺度的。马克思阐述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尺度,总是内蕴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内容:一是人类历史主体的生存发展具体状态,即人类的发展和自由程度以及主体性的进化与发挥程度;二是人类生存于其中的社会条件的合主体性变化,即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社会历史客体系统的构成的合主体性的变化。这一点,在马克思的著名的人类历史发展三大形态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说明。

“应然”即“应该”或者“应当”。它并不等同于休谟所说的“应当”,并非广义价值论上的一个范畴,而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来源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是对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反映,但是,它并不是对社会经济关系、现实社会生活的直接的、机械的反映,而是对社会经济关系、现实社会生活的价值认识、道德把握,既具有现实性、客观性,又具有对世俗生活的超越性、理想性。它既包括实际生活所蕴涵的道德价值,又包括道德标准、道德规范、道德价值目标等等。

以历史评价尺度为轴心,我们可以从规范性的意义上构筑一个历史评价合理性的理想模型。至少要能够体现以下三个方面:历史评价合理性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历史评价合理性是合乎人情与合乎理性的统一;历史评价合理性是合价值性与合工具性的统一。历史评价合理性是一种实践合理性,即必须立足于实践、从实践的角度去理解。所谓实践合理性,指的是对“实践”活动的性质、特征、过程、结果、价值、意义等“是怎样”和“应如何”的问题进行反思和评价。实践合理性是建立在科学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统一,或者说工具合理性与目的合理性统一的基础之上而提出来的一种互为合理的合理性构想,那就是基于社会的人及其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规范合理性。历史评价合理性既然其实质是一种实践合理性,而由于人类实践活动结构、过程及其结果具有相对性,决定着实践合理性是一个相对性评价概念,那么,历史评价合理性只能是一种相对合理性。所谓“相对合理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具体性,指不同的历史评价主体对历史客体评价的具体尺度或原则是有差别的,因而是相对的;二是历史性,指历史评价合理性尺度或原则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发展不断进行修正、充实、完善的,因而是相对的。

“适然”与“实然”、“应然”并非同一层次上的概念。它不仅是一个有着确定内涵的范畴,而且主要是一个方法和功能的概念。“适然”之“适”可释为“适合”、“适宜”。“适然”居于“实然”与“应然”之间,是两者的中介,因此,它承担着两种职能:一方面要适合“实然”的本性;另一方面又要适应“应然”的要求。它要力求把“突然”与“应然”结合起来、一致起来。这就是说,它是连接“突然”与“应然”的桥梁。

五、历史进步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传统伦理学中,“适然”这座连结“实然”与“应然”的桥梁虽然被承认其存在,但由于没有正确地认识“实然”,所以“适然”形同虚设,成为多余的东西。因为在这里,“应然”如同康德的“绝对命令”、宋明理学的“不可逆哉”的“天理”,有其绝对性:一是表现为“应当”的纯洁性。这种纯洁性指的是“应当”排除了一切功利的、物质的、世俗的考虑,只能是纯粹的道德要求,它要求每一个道德主体都“存天理,灭人欲”,以便使道德主体在内心自觉地适应“应然”的要求;二是表现为“应当”的不可违背性。它视其为天经地义的东西,是每一个道德主体都应该而且必须遵循的“天理”,是他们发自内心或出于本性的、绝对自律的义务;三是表现为“应当”的普适性、无条件性。“应当”被看作是适用于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空间的永恒性的东西。“应然”的这种绝对性,使道德主体毋需去考虑道德是否符合、适应现实的社会生活,主体的任务只在于按“应当”或“应然”办事。正因为如此,传统伦理学就用不着去探讨关涉现实条件和情境的“适然”问题。

历史进步作为社会前进发展趋势的总概括,表征着社会历史的前进、上升运动和从旧向新、从简单向复杂的运动。历史进步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包括社会生产力的扩展、社会制度的创新、精神文明的革新、社会形态的更替与人自身的发展等。历史进步的基本内涵主要表现为:历史进步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事实与价值的统一,量变与质变的统一,相对与绝对的统一。历史进步的基本形式,只有对抗和非对抗两种。它们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恩格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来理解历史进步,采用了把承认人的实践活动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和承认社会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两者统一起来的方法,为反驳各种形式的历史循环观、历史倒退观、神学历史进步观、理性主义进步观等提供了一个出发点,从而深刻地揭示了了历史进步的本质:历史进步遵循着生产力发展的铁律,受人类需要、利益的驱使和生产实践活动的支配;历史进步既不取决于单纯的人的理性能力和力量,也不取决于单纯的人的情感、欲望等非理性因素,无论人的理性还是非理性因素都将随着人的实践过程的展开而得到体现、完善和发展;历史进步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历史进步的曲折性不仅表现在社会发展速度的时快时慢,而且表现为总的进步过程与局部的、侧面的、暂时的退步过程是辩证统一的;历史进步的衡量尺度,主要是生产力水平和人的解放程度。历史进步作为对社会前进发展趋势的总概括,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客观标志是人类文明的增进与发展,具体体现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其实,“适然”这座桥梁对于道德的运行来说是不可缺少、非常必要的。这是由“突然”与“应然”、“是”与“应当”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实然”即“是”,即“事实”;“应然”即“应当”,即“价值”。“事实”与“价值”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从“是”不能简单地推导出“应当”,也就是说,“事实”不是“价值”,“价值”不能简单地归为“事实”。然而,它们作为人类生活的两大因素,并不是截然二分的,而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就“实然”而言,它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具有对于人类而言的好的可能性与坏的可能性之分,这使得人类对其可能性的选择成为必要。对其可能性的选择要基于对客观现实的认识,但目的却在于改变世界。然而人类改变世界的过程不是一个纯粹地根据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而无目的地改造外界对象的过程,而是人类依据自身因素(其中包括价值性因素)参与其中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不仅“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1]。运用人的“内在尺度”于对象的过程,是一个依据“价值”、“应当”来确定改造对象的方向的过程,是一个使“实然”适应于“应然”的过程。

把人的发展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思想。人的自我实现和发展,不仅作为一种内容渗透于社会历史发展中,并表现为与社会历史发展相一致的同步发展过程,而且作为一种理想目标和逻辑归宿,规定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性质与方向,使社会历史向着合乎人性和个人朝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无限地发展。人的自由发展是指人作为主体的自觉、自愿、自主的发展,是为了自身人格完善和促进社会进步而发展,是把人作为目的而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指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人的类特性、社会关系、需要和个性的整体发展。人的自由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相互促进。我们认识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把它看作逐步提高、不断推进和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

就“应然”而言,“适然”这座桥梁也是必不可少的。其一,“应然”、“应当”作为人类的价值规定,是一种侧重于一般性、普遍性的价值把握,别开了其作用对象的特殊条件和特殊情境。因为,“应然”、“应当”在尚未作用于对象之前,处于与作用对象相分离的状态,即“应然”与“实然”是分离的。然而“应然”、“应当”要发挥作用,就必须与“实然”相结合。但是,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实然”却是有区别的。这就要求“应然”、“应当”在发挥其作用的时候必须适合于“实然”的特殊时空条件,诸如民族传统、利益关系、阶级结构、制度特征以及其他各种复杂的因素等等。例如,“应该诚实”作为一种普遍的、一般的应然、应当的道德要求,并不是对任何对象都适宜的,一个人对自己的同志要讲诚实,但如果对敌人诚实则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一位医生可以将详细病情告知患感冒者,却不能无条件地将病情如实地告知患不治之症者。其二,“应然”、“应当”作为对客观现实的价值把握,具有超越性、理想性。如果离开了“实然”这个参照系,过分地强调“应然”、“应当”的超越性、理想性,就会脱离现实,滑向空想的理想主义。这就要求把“应然”、“应当”与“实然”结合起来,使“应然”、“应当”适合于“实然”,适合于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本性、社会生活的现状和人们的思想觉悟水平。只有这样,“应然”、“应当”才是合理的、正确的,才能被广大群众所认同、所自觉地奉行。

历史进步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马克思在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正是以三大历史阶段的演进为依托,具体地考察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理想目标的现实历史过程。一方面,历史进步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社会历史条件,历史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历史进步也离不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历史进步的每一个方面都离不开人的作用,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的不断进行,是人在推动着历史进步。因此,历史进步的过程同时就是人类不断获得解放,不断走向成熟,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历史过程。

应该指出的是,“适然”这座连接“应然”与“实然”的桥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实然”与“应然”虽然分别属于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但它们之间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有着内在联系的。作为人类生活的必不可少的方面,“实然”就是由人的需要所驱动的用来满足人的需要的行为活动,以及由此而建构和展开的以利益关系为核心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由于人的行为活动都是为了满足人自身的需要,由于人的需要总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和一定的社会关系体系中求得满足的,因而人与人之间必然会发生相互之间的关联,这就是说,人的需要的满足过程乃是一个处理或者建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过程。正是在这种过程中,人们产生了相应的要求,建立了用来约束自己行为的规范,也即确立了某种价值标准,达成了某种价值共识,树立了某种共同的价值目标。所有这些都是“应然”的内容。正是因为“实然”与“应然”之间存在着这种统一关系,从而使得“适然”能够在“实然”和“应然”之间承担起由此达彼的“桥梁”的职责。

任何“一门科学或理论,既教我们去认识事物,也教给我们行动的艺术。……在我们发现了原理或规律以后,我们就应用它们,把这些原理或规律付诸实践,制订出一些必须遵守的规则,以达到某些目的。”[2]伦理学作为一门实践性科学,更是如此。伦理学可以分为理论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理论伦理学的任务在于发现社会道德生活的原理或者规律;实践伦理学的任务则在于应用这些原理或者规律,以此来达到人类自身的目的。理论伦理学所揭示的原理或者规律,就是“应然”,就是道德价值。正如麦金太尔所说:“在伦理学中,理论探究的目的,就是精心论证一种完全充分而又合理可靠的善和最善概念。”[3]而应用伦理学或实践伦理学所要探究的,一般地说,则是应用这种规律或者道德价值的“艺术”,是使道德价值现实化的操作性体系。应用伦理学或者实践伦理学的主题,就是要把握道德价值现实化的操作性体系,也就是要把握“适然”。

传统伦理学注意到了应用伦理学问题,探究过道德的可操作性体系。然而,这种探究是在个人绝对服从于整体和文化专制主义的条件下进行的,虽然其中有着不少合理的因素,但是总的说来,它是片面的,难以施行的。它所强调的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目的在于使个人适应“天理”,养成“德性”。而养成“德性”的过程又是一个脱离社会实践、排斥物质利益的过程,即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的闭门造车。在此,“适然”是人对绝对性道德的无条件的适应,是人世间对道德宗教式的净化,而不是对道德和现实世界的双向互动的结果,不是人对道德价值的再创造;道德的操作最终被归结为先验的“良心”的动作。而“良心”的动作则是个人自己的事情,是主观的、随意的。所谓“仁者能爱人,能恶人”,至于有“良心”的人到底爱谁、恨谁,爱和恨的程度如何,都是由己而定的,缺乏外在的制度保障和矫正的机制。虽然西方伦理思想家曾经企图用“公正旁观者”来克服“良心”作用的随意性,但很难使“博爱”落到实处,其“爱”在实质上只是等级之爱,如亚时里士多德对妇女的态度和对奴隶制的辩护就是如此。

“适然”这种道德的可操作性体系,绝非局限于传统伦理学所注重的道德教育、道德修养和良心作用的范围。它包括以下四大操作系统:

“适然”的第一大操作系统是转化系统。转化系统的职能是将抽象的、一般的、普遍的道德原则规范、道德价值观念转换为具体的、个别的、特殊的、贴近人们生活的道德选择。这一系统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一般的、普遍的道德原则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具体的道德行为谁则。对于应用伦理学来说,“关注应用的焦点当然要从高层次的理论原则转向能够产生具体效果的较低层次的原则。”[4]这种较低层次的道德原则规范就是具体的道德行为准则,它们是在一般的、抽象概括性的道德原则与实实在在的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和统一中确立起来的,它切合人们的生活实际,易为人们所理解,且歧义和争议较少,并易于具体操作。其二是一般的、抽象概括性的道德原则规范转化为具有普遍效力的道德制度。道德制度是有组织的社会道德活动形式,是使一般道德原则规范转化为具有普遍效力的生活制度,是实现一般道德原则规范和道德价值的具体硬性运作的方式。道德制度的建立和存在,会使一定社会的成员对特定情境作出反应,达成道德共识,从而有助于抑制、消除个体在道德上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其三是一般的、抽象的道德原则规范转化为简单直接的道德操作规程。这种转化是对以对社会的基本结构和社会所存在的主要问题的认识为前提的,是以处理现实和具体问题在方法上简明性为取向的。这种转化既是对道德理论、道德原则规范的简化,又是对道德作用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实际切入点的选择。

“适然”的第二大操作系统是接受系统。如果说“适然”的转化系统是为了使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适合于客观的社会生活的话,那么,其接受系统则是为了使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适合于主观的人。接受并非强加,也非外在强力干预和外部强制机制所能真正地达到的。接受是主动与被动、内在与外在的统一。接受系统既包括社会的道德价值导向、社会道德教育以及扬善贬恶的社会道德评价和道德氛围,又包括个人的道德认识、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能否被人们所接受,依赖于对道德有用性的证明,要使人们坚信:“坚守道德原则,能使人们尽可能生活得和平、幸福、充满创造性和富有意义”[5];依赖于对人们的道德素质和道德水准的了解;依赖于对传统文化、时代精神和生活现状的把握;依赖于对个人道德需要的启动和激发。

“适然”的第三大操作系统是决策系统。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一经产生,就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实际的社会生活却会趋时而变,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往往会产生不同的问题,这就使道德决策有了必要。道德决策是社会组织或个人为了达到某一道德目标,在占有相关信息的基础上,根据客观条件,借助一定方法,确定各种备选方案,并从中选择最满意的方案以付诸实施的活动。道德决策系统包括发现和提出道德问题、确定道德目标、拟定道德方案、选择和实施其中满意的方案等环节。现实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迫使我们必须作出选择,于是道德决策便“是我们个人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这些决定的基础是我们的价值,特别是我们的道德价值”[6]。更明确地说,道德决策就是对道德价值的选择。由于道德价值存在着性质优劣、层次高低之分,因而道德决策的总原则是:善恶之中择善,两善之中择大善,两恶之中择小恶。

“适然”的第四大操作系统是评估系统。评估系统有两种评估方式:其一是个人评估;其二是社会评估。评估的对象包括“应然”和“实然”两个方面。就“应然”的评估而言,主要是评估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是否合理、是否全面、是否合乎现实生活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趋势,是否充分发挥了它们的效用。就“实然”的评估而言,则是对世俗生活的质和量的评估,以便了解实际社会生活的根本性质、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评估的目的在于了解“应然”和“实然”的基本情况,矫正以及优化个人的和社会的道德实践。

“适然”是对“应然”与“实然”之间矛盾的解决,这是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走向实践、付诸应用的一个基本前提和要求,是应用伦理研究的重要课题。

人们对应用伦理问题的重视,自伦理学产生就已开始。柏拉图对其“理想国”中三个等级的不同德性的描述,亚里士多德对城邦的运作如何做到“中道”的阐发,孔子所提出的“仁之方”即“忠恕之道”,可以说,都是关涉应用伦理问题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伦理学是适应社会实践需要而产生出来的。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是对实际社会生活的反映和提升。正因为如此,伦理学像其他科学或理论一样,其最终目的是实际应用,是为了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这是由道德作为实践理性而必然要求知行合一的本性所决定的。

虽然伦理学本身包含着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的应用问题,人们也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应用,但作为理论性活动的应用伦理研究却长时期未被系统深入地进行过。应用伦理学被提到议事日程并为人们所重视,是20世纪上半叶才有的事情。

应用伦理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兴起并在以后得到蓬勃发展,其条件是多方面的。首先,20世纪初摩尔开创的分析伦理学为应用伦理研究提供了契机。元伦理学认为,社会道德问题是由道德概念使用的混乱所造成的,因此他强调对道德语言进行语义分析,以达到对道德要领的准确把握,据此他将伦理学研究视为探究伦理学的纯粹形式的事业,从而使伦理学脱离了现实社会生活,脱离了人们的道德实践。但是,现实社会生活却离不开伦理学的应用,离不开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的指导。其次,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为应用伦理研究提出了亟待解决的诸多重大的现实课题。例如,机器工业的发展,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核武器及其他尖端武器的生产,使人类的生存面临严重的威胁,人类随时都有被毁灭的潜在危险;生物工程、克隆技术一旦失控,就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计算机技术、遥感技术、信息技术的开发利用,使全世界各个角落都有处于严密监视之中,政治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受到威胁,造成了人们的普遍恐慌,等等。诸如此类问题,都是与道德密切相关的,也是关于人类继续生存和发展的不可回避的问题。再次,复杂的社会问题的存在也使应用伦理研究变得异常紧迫。当今世界中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处于一个市场、同时并存和相互竞争的状态,而各个民族国家都要竭力地保护和发展自己的利益,宗教冲突、民族冲突、文化的冲突接连不断;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使功利主义、经济主义、物质第一主义抬头并逐渐地占据支配的地位;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多样化,实用主义、道德相对主义、道德虚无主义的蔓延,使社会难以达成价值共识,协调人们的行动。以上这些条件都使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成为必要并有了可能。

那么,如何开展应用伦理研究呢?有两种探究的思路可供选择。这两种思路可以称为“伦理学的应用”思路和“应用伦理学”的思路。

“伦理学的应用”的思路,是一种“从理论到应用”的思路,是一种把外在的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加之于人们的不同的实际生活领域,并把政治、经济、生态等领域当作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的应用对象的思路。梯利所说的“实践伦理学是理论伦理学的应用”[2]以及传统伦理学所持的都是这一思路。

这种思路的第一个特点是,侧重于道德理论体系的建立、道德原则规范的确定,并自觉不自觉地将其理想化。道德理论体系和道德原则规范建立在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之上,人们就是依据其价值观念、价值目标、价值理想来建立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的,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被归结为只是人们价值追求的表现,这就必然不断将其拔高,最终走向道德理想主义。

与第一个特点相联系,这种思路的第二个特点是,在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上,现实生活不是道德认识的对象,而是道德实践的对象。由此,其逻辑的思路是: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不是内生于现实生活的,而是外生于现实生活的;现实生活不是主动的,不会对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提出自己的要求,而是被动的,只是接受道德理论和原则的作用的客体;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发挥作用的动力不是来自现实生活,人们不是出于对利益、幸福的追求,而是源于道德自身,是道德的自我实现,这就无异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外化。在此,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发挥作用的动力因和目的因是统一的,但只是统一于道德,而毋需也不应当有利益、权利方面的考虑。正因为如此,道德理论和原则就可能是对现实生活毫无所知的知识体系。这样,就可能对现实生活提出无法满足的要求,致使现实生活伦理化(如政治伦理化、经济伦理化等),造成对现实生活的疏远、隔离乃至有害的影响。

这种思路的第三特点是,其应用模式是一种工程模式。正如詹宁斯所说:“在应用伦理学中最流行的应用模式就是所谓的工程模式,它把伦理学中的应用看成是工程中的应用和应用科学中的应用。”[4]工程模式即从理论直接到应用的模式。在这里,“理论”是一般性的理论或普遍的原则规范,通过逻辑推理,得出能直接指导行动的结论。这是一个从一般到个别、从普遍性到特殊性的过程。于是,这种应用模式实际上只是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在不同现实生活领域的个别化、特殊化,它既没有任何中介的环节,又用不着进行道德价值上的某种转换,只关注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的唯一性、绝对性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划一化、普及化,至于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是否正确可靠、合理恰当,则毋需去作认真而深入地考虑。

“应用伦理学”的思路与“伦理学的应用”的思路不同,它是一种从理论到中介再到应用的思路,是一种“应然——适然——实然”同时存在、相互作用的思路。在这里,“适然”已经不是前面所讲的世俗已经存在的“实有”,而是被“应然”提升了的存在,是“应然”的现实化进程的逻辑环节。在这种思路中,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既是由现实生活内生的,又是由人们的价值目标、价值追求所规定的,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想的。它不是理论演绎的结果和人们主观臆想的东西,而是有其客观的现实依据的,并要不断地受到现实生活的检验和矫正。这是其一。

“应用伦理学”的思想不同于“伦理学的应用”的思路的第二个方面是,它侧重于对理论与应用、“应然”与“适然”之间的中介的揭示和探讨,并将“适然”作为应用伦理研究的使命。在这里,应用伦理学如同伦理学一样,是一门理论性学科。所不同的是,伦理学研究的是人类道德的本质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它提示道德,论证道德,训以道德的“必然之理”;而应用伦理学则研究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应用于实际生活的具体规律,它不是伦理学一般理论和普遍原则规范的简单延伸和机械套用。它既不等同于政治伦理学、经济伦理学、管理伦理学、家庭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等部门伦理学,又不是一套可以直接操作的规范体系,但它又离不开这两者。部门伦理学为应用伦理学发现不同的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的特殊道德问题和具体道德价值,规范体系的建立则是部门伦理学的一个任务。而应用伦理学主要要探讨的是:“应然”与“实然”沟通的规律,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应用的制约因素及其相互关系,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应用的结构及其运行模式,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被人们普遍接受并达成共识的规律,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应用的操作原则、操作方法、操作方式,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应用的评估标准、评估方法、矫正机制及其优化方式,等等。

显然,我们要推动社会主义道德的有序健康的运行,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就必须加强应用伦理学的研究,这也是当代中国伦理学建设的一个极为现实而艰巨的任务。

原文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7.

?[2] 弗兰克·梯利.伦理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3] 麦金太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167.

?[4] 德马克,福克斯.现代世界伦理学新趋势[M].北京:中国辞书出版社,1990.19.

?[5] 蒂洛.伦理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30.

?[6] 诺兰.伦理学与现实生活[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19.

编辑:产品测评 本文来源:唯物史观视野下道德意志本质探寻,历史价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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