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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劳动力人口连续三年下降,阻断递减曲线

时间:2019-10-08 05:58来源:产品测评
在创新驱动、产业结构调整等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治理难度。扩大就业、减少失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当前应当着眼于增加供给、创造需求、挖掘潜力三

在创新驱动、产业结构调整等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治理难度。扩大就业、减少失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当前应当着眼于增加供给、创造需求、挖掘潜力三个关键,促进劳动力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在创新驱动、产业结构调整等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治理难度。据预测,“十三五”期间,我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逐步下降,但总体降幅有限,劳动年龄人口将稳定在9.26亿左右。劳动力储备下降引致用工成本上升我国人口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是,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及其占比双双下降,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同时,人口老龄化将提高人口抚养比,在不降低养老保障待遇标准的条件下,工作人口的人均养老保障负担将增加,全社会用于老年人养老、医疗、照料、福利与设施方面的费用大幅增加,从而提高企业的用工成本。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全国15—59岁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人口的比例为30.8%,大学本科及以上受教育人口的比例仅为5.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16—59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9.16亿人,比上年末减少371万人,并且是第三年连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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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结构发生了新变化,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刻影响。总体来看,对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带给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不必过于悲观。据预测,“十三五”期间,我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逐步下降,但总体降幅有限,劳动年龄人口将稳定在9.26亿左右;劳动力人口的数量也将维持在9.12亿左右。但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市场更加复杂多变,从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生产效率提高的角度来说,应加强对就业形势的预判,以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多重影响。

就业;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市场;机器人;用工;供给;产业结构调整;企业;年龄结构;创新

劳动力还够不够用?“民工荒”“用工成本上涨”等现象反映出来的,到底是劳动力总量不足还是结构性失衡?人口红利减少会对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哪些影响?我们该如何有效应对?

蔡昉副主任委员认为,我国人口老龄化正在进入加快发展的时期。面对人口老龄化,既无须杞人忧天,也不应无所作为。

劳动力储备下降引致用工成本上升

在创新驱动、产业结构调整等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治理难度。扩大就业、减少失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当前应当着眼于增加供给、创造需求、挖掘潜力三个关键,促进劳动力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劳动力人口绝对数持续下降,少子化速度超过老龄化

正文:

我国人口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是,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及其占比双双下降,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相关研究显示,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及其占比在整个预测期内(2015—2035)保持下降趋势。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约为9.25亿,2023年开始将降至9亿以下,2035年将进一步降至8亿以下。从近期调研的城市看,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当地劳动力储备显著下降。在山东省某地级市,2016年末16—64岁适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比2015年下降了2.03个百分点,比2010年下降了3.82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较2015年提升1.13个百分点。

近几年,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结构发生了新变化,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刻影响。总体来看,对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带给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不必过于悲观。据预测,“十三五”期间,我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逐步下降,但总体降幅有限,劳动年龄人口将稳定在9.26亿左右;劳动力人口的数量也将维持在9.12亿左右。但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市场更加复杂多变,从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生产效率提高的角度来说,应加强对就业形势的预判,以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多重影响。

劳动人口总量下降,内部也呈老龄化趋势

我国人口老龄化正在进入加快发展的时期。根据联合国对2015—2050年期间的最新人口预测,其间人口老龄化率(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的年均提高幅度,世界平均为1.59%,发达国家平均为0.93%,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99%,中国为2.39%。按照这样的速度,2050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率将高达35.1%,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更远远超过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以及世界平均水平。根据有关国家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加深的经验,一个基本判断是,即便生育政策进一步放宽使生育率在一定时间内有所反弹,但终究不会改变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总趋势。

从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将改变社会抚养结构。这通常表现为,生产性人口不断缩减,消费性人口不断增多,当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力存在较大需求时,劳动力市场将出现供不应求的紧缺局面,从而带来劳动力工资成本的上升。同时,人口老龄化将提高人口抚养比,在不降低养老保障待遇标准的条件下,工作人口的人均养老保障负担将增加,全社会用于老年人养老、医疗、照料、福利与设施方面的费用大幅增加,从而提高企业的用工成本。此外,劳动年龄人口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不断提高,对工资、就业条件等诉求也不断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劳动力成本。调研中发现,近年来山东省某地级市企业用工成本持续上升。截至2017年6月底,该市人力资源市场平均招聘工资接近3800元/月,同比增长约16%。而针对该市多所高校千名2017年毕业的本科大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就业期望月薪在5001—8000元的学生占比高达40%。

劳动力储备下降引致用工成本上升

有一部电视剧《独生子女的婆婆妈妈》引起很多80后的共鸣,原因是很多人都跟男主角一样,一人要供养6名老人。一个家庭里劳动力偏少,抚养比高,这已是中国的现实。近日,陕西省统计局公布的2014陕西人口发展报告显示,全省劳动年龄人口较2013年减少11.26万人。从社会总抚养比来看,社会抚养负担自2012年来逐年加重,2014年为31.7%,较2013年提高0.59个百分点,较2010年提高了1.42个百分点,人口红利逐渐消退。

不过,对于人口老龄化也不必惊慌。生育率下降的趋势是伴随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一种必然性,从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看,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如果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跟得上老龄化的步调,经济就能持续增长,与老龄化相关的问题完全可以解决。这就要求,一方面把经济增长转换到生产率驱动的轨道上,另一方面把老龄化因素转化为生产率提高的红利。

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参与率下降及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给企业生产用工及地方经济发展带来了冲击。针对山东省某地级市的月度劳动力调查结果显示,近三年来城镇居民劳动参与率总体呈下降趋势,2015年为61.48%,2016年为60.75%,2017年上半年只有59.28%。与此同时,针对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餐饮住宿业等重点企业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企业用工缺口和用工难问题持续加重,九成多企业连续三年存在用工缺口,八成多企业连续三年存在招工难问题。

我国人口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是,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及其占比双双下降,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相关研究显示,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及其占比在整个预测期内(2015—2035)保持下降趋势。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约为9.25亿,2023年开始将降至9亿以下,2035年将进一步降至8亿以下。从近期调研的城市看,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当地劳动力储备显著下降。在山东省某地级市,2016年末16—64岁适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比2015年下降了2.03个百分点,比2010年下降了3.82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较2015年提升1.13个百分点。

这不是个别现象。我国劳动力人口自从2012年出现拐点后,总量持续下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的劳动年龄人口9.16亿人,比上年末减少371万人,这已是第三年连续下降。

这就是说,面对人口老龄化,既无须杞人忧天,也不应无所作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要求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为了增进对我国老龄化特殊性的认识,本文将介绍影响经济增长的两个中国老龄化特征——两条递减曲线,通过对老年人的就业能力和消费能力进行分析,揭示制约开启老年人口红利的因素,提出阻断两条递减曲线的政策建议。

从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将改变社会抚养结构。这通常表现为,生产性人口不断缩减,消费性人口不断增多,当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力存在较大需求时,劳动力市场将出现供不应求的紧缺局面,从而带来劳动力工资成本的上升。同时,人口老龄化将提高人口抚养比,在不降低养老保障待遇标准的条件下,工作人口的人均养老保障负担将增加,全社会用于老年人养老、医疗、照料、福利与设施方面的费用大幅增加,从而提高企业的用工成本。此外,劳动年龄人口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不断提高,对工资、就业条件等诉求也不断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劳动力成本。调研中发现,近年来山东省某地级市企业用工成本持续上升。截至2017年6月底,该市人力资源市场平均招聘工资接近3800元/月,同比增长约16%。而针对该市多所高校千名2017年毕业的本科大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就业期望月薪在5001—8000元的学生占比高达40%。

“我们在谈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变化的时候,应该注意到,实际上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的老龄化趋势也早就出现。”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杨成钢说,15—59岁这个年龄区间,比重较大的是40岁以上的高龄劳动力。他们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生育高峰、第二次生育高峰出生,目前虽然仍在劳动年龄内,但是已经接近老龄人口。

人口因素如何影响经济增长

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参与率下降及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给企业生产用工及地方经济发展带来了冲击。针对山东省某地级市的月度劳动力调查结果显示,近三年来城镇居民劳动参与率总体呈下降趋势,2015年为61.48%,2016年为60.75%,2017年上半年只有59.28%。与此同时,针对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餐饮住宿业等重点企业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企业用工缺口和用工难问题持续加重,九成多企业连续三年存在用工缺口,八成多企业连续三年存在招工难问题。

“到2013年,劳动力人口数量绝对增长没有了,出现了标志性的转折点,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开始下降。但看劳动力够不够不能仅仅看数量,还要看结构、质量,以及其他社会因素,比如老年人是否就业等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秋霖说,从性别比例来说,男性比例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攀升,处于失衡状态。从年龄结构来看,2014年,60岁以上人口占15.5%,65岁以上占10.1%,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劳动力有效供给。

以前人们理解的人口红利含义过于狭窄,仅仅看到劳动力供给这一个角度。这种理解不利于正确认识人口转变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导致低估人口红利的作用、错判人口转变的形势,以致延误政策调整的时机。以我国仍将具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年龄人口这个说辞,论证传统人口红利依然且长期存在,用心固然良好,却缺乏科学依据,也不具有政策含义,实践中更于事无补。既然我们讲的是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所以需要从经济学视角来理解人口红利。

企业加快向技术、资本密集型转变

从人口抚养比来看,人口年轻化,供养的老人少,更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但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呈现老龄化和少子化共存的特点,给劳动力人口带来压力。“发达国家老龄化一般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少子化,人们生育意愿下降;第二阶段是长寿化,人口预期寿命延长。但在中国,少子化与长寿化同期并行。相对日韩等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时的锥形结构,我们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严重很多,结构不合理。”陈秋霖说。

经济学理论和实际计量估算都表明,人口红利是指因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大、增长快以及人口抚养比(15岁及以下以及60岁及以上人口与16岁至59岁人口之比)持续下降,产生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效应。这些方面分别为:劳动力数量供给充足;劳动力质量加快改善;低人口抚养比有利于高储蓄率从而有利于资本积累;劳动力充分供给有助于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保障投资高回报率;转移剩余劳动力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使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提高。所有这些与人口有关的因素分别对高速增长作出了贡献,因此可以说,人口红利是2010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

为应对用工难问题,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强势推动创新型经济发展,成为企业的必然选择。调研发现,不少地区积极探索利用资本、技术等要素替代劳动。江苏省某地级市作为首批国家两化融合试验区,拥有良好的政策储备和发展环境,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积极扩大工业机器人的生产和应用范围。目前,该市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的产业集群业已形成。为推动机器人产业发展,该市还提出了智能制造的发展目标,并完善奖补政策,引导企业开展系统化、智能化改造。一方面,全面落实国家税收扶持政策,特别是研发费加计扣除税收政策、软件和集成电路税收优惠政策、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等,支持传统工业企业利用信息技术和智能制造创新生产和服务环节。同时,建立财政直接补贴制度,对企业进行智能制造升级改造,根据工业机器人来源和使用情况,给予改造费用5%—15%的直接补贴。

近年来,中国生育率长期保持在1.4—1.5的水平,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0—14岁少儿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2000年,0—14岁人口比重比1982年下降了近11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则在上升,少子化的速度超过了老龄化。

2010年之后,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时代,人口抚养比相应持续升高,改变了以往的人口变化趋势,导致人口红利消失。这不是简单的数量意义上的变化,而是一种转折性的变化,也不仅对劳动力供给产生不利影响,而且从上述列举的各种变量的角度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这就是2012年以后GDP增长率逐年有所下降的人口因素根源。由于人口因素影响的是供给侧的长期增长能力,因此,这个趋势也印证了中央“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老龄化加速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创新型经济蓬勃发展相互交织,且各因素变化不同步、不协调,进一步加深了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的“两难”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技术创新和自动化程度提升,加快了企业向技术、资本密集型转变的步伐,资本逐步取代人工,尤其是从事简单重复劳动以及特殊环境作业的岗位。工业机器人应用极大地减轻了企业对一线人员的用工压力,劳动生产率显著提升。山东省某地级市的某白色家电生产企业在冰柜生产线引进工业机器人后,一线生产岗位的用工量减少了50%。但是,受影响人员只能通过再培训更换其他的工作岗位,一些年龄较大、职业转换能力差的人员就要面临再就业问题。

人口红利减少,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不够

以上是从供给侧看人口红利如何表现为经济增长动能。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有利的人口结构如何有助于从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在具有明显人口红利的条件下,人口结构年轻有利于居民消费需求持续扩大;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被转化为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产品,在全球分工体系中获得比较优势和竞争力,有助于扩大并保持强劲的外部需求;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有利于保持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大规模劳动力从农村向外转移,推动了常住人口城镇化,一方面因农民工收入增加刺激了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因城市建设规模扩大刺激了投资需求。相应地,人口红利的消失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长供给侧动力减弱,也意味着经济增长需求侧拉动力显著弱化。

另一方面,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发展壮大,新增就业岗位与现有劳动力职业技能和素质不匹配,加剧了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从我国劳动力自身条件看,总体受教育程度仍偏低。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全国15—59岁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人口的比例为30.8%,大学本科及以上受教育人口的比例仅为5.1%。其中,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更是以初中和高中教育占多数。由于产业需求变化,使得劳动力供给的素质能力与新增岗位对人员素质能力要求的错位状况愈发显著。

如果经济转型成功,劳动人口减少不会对增长造成过大影响

人口老龄化与人力资本递减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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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减少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作过描述——劳动力短缺现象日益加剧,企业用工成本显着提高;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结束,投资回报率下降;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速度减缓,抑制了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速度。这些变化,意味着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因素或消失或式微,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

虽然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为劳动力供给一个因素,但是,所有其他不利因素却都是由劳动力供给不足引起的。例如,由于年轻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更高,因此,新成长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就会使整体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变慢;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减少还导致劳动力流动规模缩小,降低了资源重新配置的速度,使生产率改善的潜力下降;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成本升高,会促使资本替代劳动的节奏过急,造成资本回报率下降。可见,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确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首位负面因素。

在创新驱动、产业结构调整等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治理难度。扩大就业、减少失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当前应当着眼于增加供给、创造需求、挖掘潜力三个关键,促进劳动力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具体建议如下。

不能认为,劳动力总量减少就是劳动力不够了,还要看供需是否匹配。从供给来看,劳动力人口在减少,但绝对数量仍有9亿人,规模庞大,资源还是比较丰富。对于近年来出现的“招工难”“就业难”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认为,“两难”更多的是结构性问题。“我国每年新成长劳动力中高校毕业生将近一半,农民工群体中新生代已占主体,他们希望有更多的中高端岗位提供就业机会。但从需求来看,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期和产业链的中低端,市场中增加的岗位大部分是制造业、服务业一线普工和服务员,同时我国又是制造业大国,需要大量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市场提供的就业岗位没跟上他们的需求,他们的求职意愿、能力素质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错位。”这位负责人说。

因此,通过延迟退休达到增加劳动力供给的目的,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常见政策建议。许多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也的确大幅度地提高了退休年龄。例如,在“富国俱乐部”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国家,2016年参加工作的劳动者,男性的平均退休年龄预期为65.8岁,女性则为65.5岁,其中丹麦、荷兰和意大利等国的平均退休年龄将超过70岁。

一是妥善调整退休政策和养老金政策。逐渐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在稳定生育率的前提下,保持劳动年龄人口的适度比例。制定引导人口合理流动、有序迁移的政策。实行弹性退休制度,延长退休年龄。采取更灵活的养老金领取办法。鼓励老龄工人享有充分的继续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杨成钢认为,“两难”是局部性、阶段性问题,用“机器换人”以提高生产效率,应对人工成本上涨的压力,主要发生在东部地区。“供需匹配也存在阶段性现象。经济结构调整变革快,但对人的教育培训见效比较慢,观念的转变也有一个过程,因此在劳动力供需衔接上,会有一定的错配现象发生。”

估算表明,如果我国把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预计可以使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增加8000余万,增加幅度为9.1%。由于我国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较低,所以,在退休年龄方面可供挖掘的潜力相当大。目前,从截面数据来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从45岁就开始显著下降。而且,我国实际退休年龄远远低于60岁。如果老年人口中更多的人成为有效劳动力,我国整体劳动参与率相应提高,会从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储蓄率、资本回报率、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等方面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效果。

二是增加有效劳动力供给。更加重视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拓宽就业渠道;积极鼓励创业,改善就业服务。加强劳动力职业教育和培训。以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鼓励企业、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广泛开展各类职业培训。

“我们以前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靠人口红利的贡献。以后,经济增长中劳动要素的供给会出现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调整经济结构,使我们经济增长不要过多依靠劳动要素的投入。”杨成钢认为,如今,中国经济增长趋缓,正在经历“减速关”,能不能冲关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不能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智力、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如果转型成功,劳动要素的减少就不会对未来的增长造成过大的影响,就可以超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正是因为如此,我国制订了渐进式延迟退休的方案。但是,许多预期受该政策影响的职工不乐于接受延迟退休的安排,以致这个方案推进起来面临困难。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在劳动者的年龄与受教育程度的关系上,我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特点。在发达国家,教育发展水平高,教育制度比较成熟,人力资本的积累可谓历时已久,所以,相对年长的劳动者也具有较长的受教育年限,足以使他们有能力延缓退休的时间,以使整体劳动力供给扩大。然而,鉴于我国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年龄分布特征,延迟退休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三是大力挖掘就业潜力。做好产能过剩、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失业人群再就业帮扶,分析跟踪涉及的职工人数和就业需求,提供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和职业培训。支持老年人在需要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技能和经验的领域就业,如教育、医疗、社区工作和家政服务等。

杨成钢认为,除了经济发展带来挑战,目前的人口现状对社会管理也形成巨大压力。我国目前的养老方式是“9073”,即90%的老年人依靠家庭养老,7%依靠社区养老,3%靠机构养老。“90%的养老在家庭,但一半家庭是子女不在身边的空巢家庭,他们要在家庭养老必须要有社区服务的支撑,但实际上社区提供养老服务很吃力,并且越来越吃力。这一切迫使我们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管理机制创新。”

这里涉及的就是随着年龄增长人力资本递减的曲线。换句话说,对于教育发展十分迅速却起步较晚的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呈现出随着年龄增大,受教育程度显著降低的特征。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数据看,在18岁人口组中,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大约占40%;在25岁组,该比例提高到61%;在40岁组,这个比例进一步提高到77%;而一旦超过50岁,有84%的人口平均仅具有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济新常态下劳动力市场监测指标体系与实现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

转方式调结构,加强教育培训,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

这些年龄偏大的人群虽然属于劳动年龄人口,但由于认知能力和技能通常难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要求,随着旧的技能逐渐被替代,他们很容易遭遇结构性就业困难或受到劳动力市场冲击。这也是为什么职工普遍对延迟退休的政策抱有疑惑的原因,也是在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时,必须予以充分考虑的风险因素。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

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一步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

人口老龄化与消费力递减曲线

劳动力人口总量减少,内部老龄化明显,导致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逐渐减慢,将降低劳动生产率从而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长率。蔡昉根据数据推测,到2020年,16岁到19岁的农村人口将减少到3055万人,外出农民工增长将明显减速。

经济增长既靠供给侧的因素驱动,也靠需求侧的因素拉动。后者包括净出口即外需、投资内需和消费内需三个方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驾马车”。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转向高质量发展,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愈益重要。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及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下降等因素作用下,净出口需求将趋于疲软;随着基础设施条件得到较大的改善,从长期看,投资需求将进入一个常规增长的周期。因此,客观上需要把最终消费需求打造成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

在这种情况下,应对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既需要增加劳动力供给,同时应想方设法通过改革和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转方式调结构来应对挑战,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向以知识密集、科技创新型产业为主。测算表明,如果能够通过一系列重要领域的改革提高非农产业劳动参与率、增加劳动力供给、扩大人力资本积累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十三五”时期的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1—2个百分点。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迅速提高,老年人规模相应扩大。例如,预计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将超过2.45亿。这个年龄组的庞大人群作为消费者的作用也越来越不容忽视。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便是如何进一步挖掘老年人口的消费需求潜力,使之在拉动国内消费需求,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改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两头着力,蔡昉提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以及提高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可以进一步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大幅度提高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增加劳动供给,缓解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劳动力人口中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促进教育公平,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等,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素质,从而延长人口红利。

然而,这里遇到另一个与人口老龄化相关的递减曲线,即随着年龄增长消费力递减现象。国际上的研究发现,临近退休和已经退休的人口群体,其消费力趋于减弱。在发达国家,这种现象与人们随年龄增长,收入水平更高、财富积累更多的情况相悖,所以被称为“退休消费之谜”。从我国人口的年龄与消费关系看,固然也呈现消费力随着年龄提高而减弱的趋势,却算不上是一个“谜”,因为消费水平变化与收入水平变化的轨迹是相一致的——收入低,消费必然受到抑制。

有专家把过去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比重高所形成的有利于劳动力供给和形成高储蓄率的人口结构优势称作第一次人口红利,把未来伴随着老年人口比重提高可能产生新的储蓄动机和新的人力资本供给称作第二次人口红利。

从横截面数据看,我国人口的收入水平随年龄增长,实际上呈现一个倒U字形曲线,即一个人大约从20岁开始才获得劳动收入,随后劳动收入得到迅速提高,于25—45岁之间达到峰值并稳定在较高水平上,在此之后则逐渐下降,到60岁以后便基本消失了。与此对应的是,一个人的消费水平也在30—40岁之间形成峰值,随后便缓慢地降低。劳动收入和消费达到峰值之后的变化,就是所谓的消费力递减曲线。

据此,陈秋霖认为,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后,仍可以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潜力。“一些行业因为劳动力短缺面临挑战,但是也会有一些行业如健康医疗、养老等因为服务需求增加,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可见,老年人消费扩大并为宏观经济的消费需求作贡献的根本制约,在于他们的整体收入水平偏低。而且,由于实际退休年龄偏低,即很多人尚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便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使得这个消费力递减曲线表现得更为明显。此外,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率和保障水平都低,也构成老年人消费的后顾之忧。

人口政策应随着人口形势变化而调整。“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初期,计生政策抑制着人们的生育意愿,但是到了后期,人们的生育意愿已经有所变化。”蔡昉说,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截至2015年4月底,全国申请再生育的单独夫妇达到137万对,而全国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单独夫妇约有1100万对。

如何挖掘老龄人口红利

在杨成钢看来,人口政策应该摆脱“工具性、国家性、应急性、单维性”的思维方式,“有关人口数量、结构的调整应该是一个有着内在均衡机制的政策系统。”他建议,在坚持计划生育政策国策的同时,根据新形势的变化,科学调整并实施适合的人口政策。

老龄化既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结果,也是预期寿命以及健康寿命延长的结果。因此,老年人力资源,包括作为劳动力及其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都是宝贵的生产要素,应该得到挖掘从而使其对经济增长继续作出贡献。根据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其他国家的经验,通过延迟退休来增加劳动力供给这条路,虽然困难重重但非走不可。而根据我国老年人口特点,需要从以下方面进行必要的政策强化和调整。

首先,通过政策扶助提高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把应对老龄化的战略取向从消极应对型转向积极应对型。核心是改善劳动力存量的人力资本,包括推进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加强职工技能培训,把培训资源向年龄偏大的劳动者群体倾斜,针对特殊需求提高这个群体的人力资本,从而提高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结合养老保障制度改革,设计出一个激励机制,鼓励年龄偏大的劳动年龄人口提高劳动参与度,而不是急于退出就业岗位。从政策取向上来看,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操作目标,应该是提高劳动参与率而不是减少养老金发放;实施手段着眼于提高实际退休年龄而不是调整法定退休年龄。把就业优先战略和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做得更细,特别聚焦于保障那些年龄偏大劳动者的就业稳定。

其次,以稳定劳动收入、增加财产性收入,以及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为突破口,释放老年人的消费能量。只有通过稳定就业保持他们的收入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降低,并使其积累起必要的个人财产,才能确实稳定和扩大这个群体的消费能力。完善基本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筑牢退休群体消费的经济基础,才能消除老年人消费的后顾之忧。为了根本解决养老保障全覆盖的问题,应该增强社会养老保障的普惠性质,逐步做到每个人无论是否缴费,达到一定年龄后都能够有一个最基本的保障。在此基础上,增强养老保障的积累性质,辅之以能够保值增值的基金运营机制,同时以个人账户或企业年金等多种形式作为补充养老。

再次,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评估“全面二孩”政策效果,适时推动生育政策向自主生育转变。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千年大计,合理提高生育意愿的政策具有公共品的性质,需要制定和实施相关公共政策,形成政府埋单鼓励、家庭自主生育、企业依规配合的激励格局。例如,配合生育政策调整,有针对性地加强公共服务供给,解除年轻夫妇的后顾之忧。再如,继续发育劳动力市场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提高年轻家庭的生育意愿和养育子女的能力,提高总和生育率,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与此同时,这类政策还有助于减轻老年人的跨代负担,不必为补贴子女甚至孙子辈而过度储蓄。

最后,在培育更加成熟的消费细分市场的过程中,关注老年人群体的消费需求,研究其重要且具有独特性的消费特点,提高其消费的便利性。调查数据显示,在老年家庭中,与就业相关的消费以及教育消费明显较低,比年轻家庭分别低34.8%和80.8%。与此同时,老年家庭的食品消费比年轻家庭高21.4%,医疗保健消费更是高出213%。而且,养老需求远未得到有效满足。政府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从税收、融资、公共设施和用地供给等方面给予扶持,促进养老服务业和老年人消费相关产业的发展。这不仅是社会养老的工作组成部分,还可以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使老龄人口红利成为一种新的增长拉动力。

(作者:蔡昉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编辑:产品测评 本文来源:我国劳动力人口连续三年下降,阻断递减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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