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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看待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晚清史研究百年

时间:2019-11-29 16:05来源:产品测评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一直不断提出各种研究范式或理论,对国内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如何正确看待欧美学者的研究范式或理论,这是国内学者必须面对的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一直不断提出各种研究范式或理论,对国内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如何正确看待欧美学者的研究范式或理论,这是国内学者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毋庸讳言,国外的研究范式或理论固然为研究中国近代史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工具,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和导向,对丰富和深化我们的历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分析工具,这些范式和理论都存在将近代中国历史简单化和片面化、削足适履的弊端或局限,甚至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代表了西方学者的立场,各有其产生的时代和学术背景。对此,我们必须加以警惕。

内容摘要: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一直不断提出各种研究范式或理论,对国内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毋庸讳言,国外的研究范式或理论固然为研究中国近代史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工具,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和导向,对丰富和深化我们的历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西方“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理论作为一种分析工具运用于近代中国历史研究,固然对拓展近代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它显然有郢书燕说之嫌,忽视了近代中国所出现的公共领域同强调维护和尊重私域的西方“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异。但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由此滑向历史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历史发展规律和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及科学性,既不研究近代中国的革命,也不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及民族国家的形成,将这些研究都当作线性的进化史观加以否定。

在国内学术界,晚清史的研究对象为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这段70多年的中国历史,这已是大家的一个共识。晚清史的独特性在于,它既是断代史清史研究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以挑战—回应范式与“中国中心观”范式来说,前者突出和强调近代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和影响,有其一定的历史根据,近代中国历史与以往中国历史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被强行卷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与世界发生密切关系。但是,挑战—回应范式体现出来的西方中心论偏向及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二元对立观,严重忽视或遮蔽了中国历史内部的活力和影响,这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论”思想。“中国中心观”作为挑战—回应范式之否定,提倡从中国内部和中国角度考察近代中国历史,应该说具有一定的纠偏意义,但因此忽视西方冲击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显然也是矫枉过正。

关键词:

从学科史角度,对清朝灭亡以来的国内晚清史研究做一比较扼要宏观的回顾,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认识晚清史学科的独特性,建立一个与断代史清史和中国近代史这两个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独立的晚清史学科体系,或许不无启发。

以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来说,前者注重革命,固然遮蔽了历史的其他一些层面及主题,在评价上也存在偏颇,但它所叙述的历史无疑是真实的,是不容否认的,革命确乎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主题。现代化范式固然可补革命范式之不足,但它实质上也是“西方中心论”的翻版,是挑战—回应范式的具体化。以之取代或否定革命范式,同样也是不可取的,无法反映和揭示近代中国真实的历史。事实上,革命与现代化这两个范式在很大程度是可以互为补充,不相排斥的。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革命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路径、一个前提。只有通过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中国的现代化才有实现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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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晚清史研究

西方“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理论作为一种分析工具运用于近代中国历史研究,固然对拓展近代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它显然有郢书燕说之嫌,忽视了近代中国所出现的公共领域同强调维护和尊重私域的西方“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异,并将近代中国的广大农村社会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国家—社会”范式有意避免挑战—回应和现代化范式的偏颇,从“中国中心观”的视角看待晚清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研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张力,拓宽和深化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但是,另一方面,它也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外部因素对中国近代国家与社会变动的影响。当它将“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理论作为其理论根据时,又自觉或不自觉地重蹈西方中心主义窠臼,将西方市民社会的历史经验及其观念作为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经验和观念,力图在中国历史中找出与西方历史的相似之处,或对中国不符合西方市民社会的现象进行批判,企求中国未来也出现一个与国家相对立的“市民社会”,实现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表现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一直不断提出各种研究范式或理论,对国内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如何正确看待欧美学者的研究范式或理论,这是国内学者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毋庸讳言,国外的研究范式或理论固然为研究中国近代史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工具,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和导向,对丰富和深化我们的历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分析工具,这些范式和理论都存在将近代中国历史简单化和片面化、削足适履的弊端或局限,甚至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代表了西方学者的立场,各有其产生的时代和学术背景。对此,我们必须加以警惕。

国内通论性的晚清史学术研究始于1912年清亡之后,并分别被纳入两个不同的学科之下:一是作为断代史清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二是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美国“新清史”学派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中国中心观”的一个发展,它在清史研究中主张重视利用满文档案和其他民族的文字,主张重视满族的主体性和满族认同及满族在创建清朝中国中的贡献,提倡从满族视角看清朝历史,这对以往学界只讲满汉同化、贬低满族和清朝历史有一定的纠偏意义。但是,“新清史”学派因此否定满族汉化的历史事实,否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以满族认同否认清朝的中国国家认同,片面制造或夸大满汉对立的历史,这显然在方法论上犯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症,同时也暴露出一些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问题上的非学术偏向。

  以挑战—回应范式与“中国中心观”范式来说,前者突出和强调近代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和影响,有其一定的历史根据,近代中国历史与以往中国历史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被强行卷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与世界发生密切关系。但是,挑战—回应范式体现出来的西方中心论偏向及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二元对立观,严重忽视或遮蔽了中国历史内部的活力和影响,这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论”思想。“中国中心观”作为挑战—回应范式之否定,提倡从中国内部和中国角度考察近代中国历史,应该说具有一定的纠偏意义,但因此忽视西方冲击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显然也是矫枉过正。

在断代史清史研究学科体系之下,这一时期的晚清史研究,大致又可分三个流派。一派为清朝遗老派,以《清史稿》为代表。他们站在逊清的立场上,于1914年开始编纂,借修史报答先朝皇恩,在内容选择和措词上多方为清朝歌功颂德,如在撰修过程中,对于清朝统治者的残暴行径以及有损清室帝王尊严、后妃名誉的事件,或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而在忠义、列女等传的安排上,则不惜篇幅,褒扬铺张;在撰修帝纪中,对清朝皇帝也多溢美之辞,“至勤”“至明”“至仁”等词随处可见,并不惜违背传统断代史修史体例,为许多生于清而死于民国的忠于清朝的遗民立传。

再如,后现代主义史学提倡微观史学,呼吁加强对非主流社会群体和一些地方性历史的考察和研究,强调注意历史的多样性、随机性、独特性和历史学中的语言学问题,这些主张对修正和拓宽既有历史研究不无启示意义。但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由此滑向历史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历史发展规律和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及科学性,既不研究近代中国的革命,也不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及民族国家的形成,将这些研究都当作线性的进化史观加以否定,将历史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绝对对立起来,将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绝对对立起来,主张以他们所提倡的微观研究取代历史研究的宏观叙事,甚至混淆历史学与文学的界限,将历史编撰看作一种诗化行为。这只能更加降低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导致历史研究的随意化、娱乐化和碎片化。

  以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来说,前者注重革命,固然遮蔽了历史的其他一些层面及主题,在评价上也存在偏颇,但它所叙述的历史无疑是真实的,是不容否认的,革命确乎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主题。现代化范式固然可补革命范式之不足,但它实质上也是“西方中心论”的翻版,是挑战—回应范式的具体化。以之取代或否定革命范式,同样也是不可取的,无法反映和揭示近代中国真实的历史。事实上,革命与现代化这两个范式在很大程度是可以互为补充,不相排斥的。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革命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路径、一个前提。只有通过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中国的现代化才有实现之可能。

《清史稿》对清代的反清革命活动则尽量少写,甚至不写,如对兴中会、同盟会的建立,民报的出版以及孙中山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全都没有记载;孙中山作为推翻清朝统治的领袖,《清史稿》仅在光绪三十年五月慈禧太后下旨赦免戊戌党人时一见其名,将他与康、梁一道列入大逆不赦之人。同样,对于存在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政权,《清史稿》也不按传统修史惯例,设《载记》以记其事,仅以设《洪秀全传》,草率应付。

总之,对于西方的研究范式和理论,我们不能不顾中国近代历史的实际情况,盲目套用,人云亦云,丧失研究主体性,而应持一种批判态度,只吸收其中有益成分,为我所用。就中国近代史研究来说,最具有指导意义的还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在研究中我们不能因为被一种新范式和理论所迷惑而放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西方“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理论作为一种分析工具运用于近代中国历史研究,固然对拓展近代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它显然有郢书燕说之嫌,忽视了近代中国所出现的公共领域同强调维护和尊重私域的西方“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异,并将近代中国的广大农村社会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国家—社会”范式有意避免挑战—回应和现代化范式的偏颇,从“中国中心观”的视角看待晚清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研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张力,拓宽和深化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但是,另一方面,它也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外部因素对中国近代国家与社会变动的影响。当它将“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理论作为其理论根据时,又自觉或不自觉地重蹈西方中心主义窠臼,将西方市民社会的历史经验及其观念作为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经验和观念,力图在中国历史中找出与西方历史的相似之处,或对中国不符合西方市民社会的现象进行批判,企求中国未来也出现一个与国家相对立的“市民社会”,实现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表现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并且,凡是记载反清活动,《清史稿》都以“倡乱”“谋乱”“谋逆”等词称之,等等。《清史稿》这种“内清而外民国”的修纂立场,直接反映逊清遗民对民国正统地位的拒斥心理,结果于1929年12月遭南京国民政府封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美国“新清史”学派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中国中心观”的一个发展,它在清史研究中主张重视利用满文档案和其他民族的文字,主张重视满族的主体性和满族认同及满族在创建清朝中国中的贡献,提倡从满族视角看清朝历史,这对以往学界只讲满汉同化、贬低满族和清朝历史有一定的纠偏意义。但是,“新清史”学派因此否定满族汉化的历史事实,否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以满族认同否认清朝的中国国家认同,片面制造或夸大满汉对立的历史,这显然在方法论上犯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症,同时也暴露出一些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问题上的非学术偏向。

另一派为民族革命派,以许国英、汪荣宝合撰和合编的《清史讲义》与《清鉴易知录》、刘法曾的《清史纂要》、黄鸿寿编《清史纪事本末》、陈怀的《清史要略》、萧一山的《清代通史》(上中下册,1923、1928、1934年版)等为代表。

  再如,后现代主义史学提倡微观史学,呼吁加强对非主流社会群体和一些地方性历史的考察和研究,强调注意历史的多样性、随机性、独特性和历史学中的语言学问题,这些主张对修正和拓宽既有历史研究不无启示意义。但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由此滑向历史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历史发展规律和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及科学性,既不研究近代中国的革命,也不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及民族国家的形成,将这些研究都当作线性的进化史观加以否定,将历史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绝对对立起来,将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绝对对立起来,主张以他们所提倡的微观研究取代历史研究的宏观叙事,甚至混淆历史学与文学的界限,将历史编撰看作一种诗化行为。这只能更加降低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导致历史研究的随意化、娱乐化和碎片化。

这一派的学者与清朝遗老派相对立,他们秉承民族革命史观,奉民国为正统,将清朝统治看作异族统治多加抨击和批判,认为有清一代的历史,是满洲人据中原统治中国的历史,同时也是以汉族为主的中国民族革命的历史,清朝的灭亡是由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所致,对清代的反清革命活动做正面论述和评价。

  总之,对于西方的研究范式和理论,我们不能不顾中国近代历史的实际情况,盲目套用,人云亦云,丧失研究主体性,而应持一种批判态度,只吸收其中有益成分,为我所用。就中国近代史研究来说,最具有指导意义的还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在研究中我们不能因为被一种新范式和理论所迷惑而放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第三派为学术派,以孟森的《清史讲义》为代表。这一派学者主张清史研究应秉持客观的学术态度,既痛斥清朝遗老编纂《清史稿》存在隐讳涂饰之病,表示“此非学人治历史者之本怀”,也严厉批评民族革命史观“承革命时期之态度,对清或作仇敌之词”,“乃军旅之事,非学问之事”,是“浅学之士”之所为,不符合修史任务,表示“史学上之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若已认为应代修史,即认为现代所继承之前代。

  

尊重现代,必并不厌薄于所继承之前代,而后觉承统之有自。清一代武功文治,幅员人材,皆有可观。明初代元,以胡俗为厌。天下既定,即表彰元世祖之治,惜其子孙不能遵守。后代于前代,评量政治之得失以为法戒,乃所以为史学”,主张清史研究以传信存真、“列清史为学科之意”为宗旨。此一学派的学术研究,后来多被国内清史学界所继承。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在近代史学界,晚清史研究要稍晚于清史研究,虽然始于20世纪20年代,但主要盛行于三四十年代,并形成两个影响深远的学派。一派为资产阶级学者,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和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构建起晚清史研究的现代化叙事模式。

  

他们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历史的主题是近代化,即中国如何借鉴西方现代思想、技术和制度,走出中世纪,建立近代民族国家,实现近代化的过程。并且,他们接受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挑战一回应”模式,认为中国近代化的最大障碍是中国的各种“民族惰性”和落后的传统。

因此,他们在看待晚清中国与列强关系上,强调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冲击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将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的关系看作是进步与落后的关系,看作是两种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不同文明的冲突,因而对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持消极或否定评价。

对于晚清中国内政,他们认为改良道路比较符合推进中国近代化和建立民族国家的目标,因此,对晚清洋务运动和洋务派、戊戌变法和维新派、清末新政和清廷改革派、立宪运动和立宪派,大体做正面论述。同时,站在资产阶级和民国的立场上,他们也肯定辛亥革命的积极意义。但他们认为农民起义不符合近代化和民族建国目标,因此,对晚清历史上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义和团运动,多加否定。

另一派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以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为代表,构建起晚清史研究的革命叙事模式。这一派学者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中国历史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因此,反帝反封建才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根据这一认识,他们在看待晚清中国与列强关系上,着重揭露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深重灾难,对中国人民的各种反侵略斗争给予充分肯定。对于晚清中国内政,他们推崇革命,不但批判清朝统治阶级阻碍历史进步,也批判晚清各种改良主义道路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

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虽然清史学界和近代史学界都将晚清历史纳入研究对象,但晚清史研究在这两个学科中的地位还是有所不同。比较而言,近代史学科对晚清史的重视和研究深度及影响要高于清史学界。

对于近代史学界而言,民国时期的历史只有二三十年,因此,晚清70年历史自然就成了近代史的主体,他们撰写的中国近代史着作,无不以晚清70年为主要内容,民国部分只是最后附带论述。而对于清史学界而言,晚清70年只占清代历史的四分之一,并且,受资料条件和学术积累及政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清史学界的研究重心和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清前期和中期,对晚清史的研究则显薄弱。这种情况也影响了后来中国学界的清史和晚清史研究。

二、20世纪50——80年代的晚清史研究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根据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晚清历史,进一步被归入中国近代史学科范畴。并且,受现实政治的影响,现代化叙事模式被当作资产阶级学者观点遭受批判,被摒弃。革命叙事成为晚清史研究的唯一模式,并进一步完善和细化。

代表性着作如林增平的《中国近代史》、戴逸的《中国近代史稿》、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刘大年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稿》、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和苑书义、陈振江、胡思庸、邱远猷等编着的《中国近代史新编》(上中下册,1981、1981、1988年版)等。

这些中国近代史着作构建的晚清史叙事体系的共同特点是,根据毛泽东阐述的“两个过程”理论,以阶级斗争为主线,揭示晚清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化过程,突出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并以“三次革命高潮”和“八大事件”为具体内容。

所谓“三次革命高潮”,即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义和团反帝运动、辛亥革命。所谓“八大事件”,即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在这一体系之下,有关“八大事件”尤其是“三次革命高潮”的研究受到学界超乎寻常的重视,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显学,并取得丰硕成果。

而清史学界则根据新中国成立之后历史学科的设置,进一步主动将晚清史排除在清史之外,只研究鸦片战争之前的清前期和中期史。如20世纪60年代初,郑天挺先生给中央党校讲授清朝历史,就只讲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明确指出鸦片战争之后的清朝历史属于近代史范畴,不在清史讲授范围,他说:“清朝的统治一直继续到一八四◦年以后,直到一九一一年才被推翻。但是从一八四〇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步一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所以在通史里清朝的历史结束于一八四〇年。

一八四〇年以后的七十多年的历史则放在近代史部分去讲,我们讲清代历史的就不谈了。”20世纪80年代伊始,戴逸先生主编的《简明清史》考虑到鸦片战争以后的晚清历史属于近代史研究范畴,也只写到1840年鸦片战争,他指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近代历史时期,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根本不同于清代的前期和中期。目前已出版了各种比较详细的中国近代史着作,在基本内容上,本书结束之后,可以和这些近代史着作相衔接。”

直至90年代初,陈生玺、杜家骥先生着《清史研究概说》在对清史研究进行学术史回顾时,重点也是介绍清前期和中期史的研究,几乎未将近代史学界的晚清史研究列入其中,便是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清史学界普遍将晚清史划归中国近代史学科范畴的现实。

晚清史与清史研究相分裂的状况不利于推进学术发展,造成清史与中国近代史两个学科之间产生巨大隔阂:研究晚清中国近代史的不问清史学界的研究;研究清史的不知近代史学界的晚清史研究。一个明显的例子是,20世纪70年代末,清史学界酝酿启动清史编纂工程时,虽然有意将晚清历史重新纳入清史范畴,计划以鸦片战争为界,分上下编撰写,但由于不了解国内近代史学界在晚清史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研究队伍,或出于学科壁垒,认为“国内研究鸦片战争以前清代历史的人员较多,机构也比较充实,目前先搞出上编的规划,待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另行组织力量,制定下编的规划”。这显然没有将近代史学界的晚清史研究看作清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清史学界与中国近代史学界存在的这种学科壁垒,甚至在21世纪初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刚启动之际仍在影响着清史编纂工作。原中国史学会会长、知名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张海鹏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即将启动之际,我参加一个座谈会,一个研究清史的着名学者开出一个清史着作书目,竟都是嘉庆以前的,我问道光以后的算不算清史,那位先生无以应对。还是在那个时候,一位今天在清史编纂工程中担任重要任务的学者,说自己并不适合在清史工程中担任职务,基本理由是自己的专业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可见,在那个时候,中国近代史与清史之间是存在壁垒的,在研究者的心目中,是划有界限的。”

同样,中国近代史学科构建的晚清史革命叙事体系存在的欠缺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下,一部晚清史被浓缩为一部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事件史,不但严重忽视对晚清经济、军事、外交、制度和社会及思想文化的研究,而且也严重忽视对清朝及相关重要人物和制度的研究,不同程度割断与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历史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之后,尽管学界试图对这一革命叙事体系加以修正,有的提出“四个阶梯说”,有的提出“双线说”,有的提出“民族运动说”,但它们基本上只是在“两个过程”“三个高潮”的架构下进行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在革命叙事体系之下,晚清史研究不可能出现重大的根本性改变。

三、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晚清史研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近代史学科虽然继续保留革命叙事模式,但在学术研究领域,受改革开放进一步扩大和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国内的晚清史研究开始明显突破中国近代史学科的革命叙事体系。

就近代史学界来说,受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及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影响,现代化范式重新受到重视,90年代以后国内出版了多本研究中国现代化史的着作,如章开沅、罗福惠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胡福明主编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虞和平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历程》等。

本人也曾撰文指出,中国近代史研究应以近代化为主题,以工业化、民主化、国家独立化和人的近代化为四条基本发展线索。与此同时,主张革命范式的学者,也部分修正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如胡绳、刘大年等学者认同近代化和民族独立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认为这些历史主题与他们构建的革命叙事模式及他们所使用的阶级分析观点和方法并不矛盾,对晚清历史上有利于近代化和民族独立的历史和人物,不再单一用革命的标准,一概否定。

此外,受西方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后现代主义史学和中国中心观等影响,国内学界还明显加强了对晚清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和地方史的研究,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诸如妇女史研究、贱民和戏子研究、日常生活史研究、家族史研究、宗族社会研究、秘密社会研究、宗教与民间信仰研究、灾荒史研究、医疗卫生史研究、城市史研究、报刊史研究、出版史研究、广告史研究等等。

即使是在晚清政治史研究领域,革命史也不再是学界的主要研究对象。20世纪90年代之后,研究革命对立面论着的数量远远超出研究革命史论着,学界明显加强了对晚清制度史、晚清边政史、晚清中外关系史、晚清改革史、晚清满汉关系史、晚清军事史、晚清人物与政局和“后事件史”等的研究。总之,近代史学界对晚清史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八大事件”,而是转向全方位研究,趋于多元化。

伴随国家清史编纂工程的启动和推进,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学者积极参与其中,加强对清史的学习与研究。如为配合国家清史编纂工程,作为国内近代史研究重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于2003年将晚清史研究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具体由政治史研究室负责落实,实现由近代史研究向晚清史研究的转向。为推动晚清史研究,政治史研究室除每年举行小型学术会议外,还于2006、2007、2009、2010、2012、2014、2016年先后组织举办七届“晚清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议主题依次为“晚清国家与社会”“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湘淮人物与晚清社会”“清代满汉关系研究”“政治精英与近代中国”“清末新政、边疆新政及清末民族关系研究”“晚清制度、思想与人物研究”,并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基础上,出版系列会议论文集《晚清史论丛》。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的研究转型,只是近年国内近代史学界的一个缩影。事实上,近年来,近代史学界积极参与清史学界有关“新清史”问题的讨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个学科之间的交汇。

在清史学界,20世纪90年代之后,也开始改变以往不谈晚清史的消极态度,主动将晚清史纳入清史研究领域,强调晚清史是清史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可割裂,“要研究清代的全史”。

如由王戎笙先生主持的10卷本《清代全史》的最后四卷讲的就是晚清历史,内容涉及晚清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着名清史研究专家李文海先生则在1999年撰文,批评清史学界将鸦片战争之后的晚清史排除在清史研究之外的做法,“极大地阻碍了清史学科的建设”,疾呼清史研究“应该全面地、完整地对从清朝开国到王朝覆亡的历史作出系统的认识和说明”,指出“研究近代社会,如果不了解清前期历史,就会对很多问题弄不清来龙去脉。

研究清史,如果不把后期清史包括在内,就犹如鲁迅所说的‘断尾巴蜻蜓’说不清事物的发展变化。所以,使清史从清前期历史的狭隘领域内走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贯通前后的清代通史,应该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任务”。

2002年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启动之后,由着名清史专家戴逸教授领衔的国家清史编委会,从一开始就打破清史学界与中国近代史学界多年存在的学科壁垒,吸纳大量研究近代史的专家和学者参与其中,将晚清史列入清史编纂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国内学界出版的无论是中国通史着作还是断代史的清史着作,都将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晚清历史纳入其中,中国通史着作如蔡美彪主编《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断代史清史着作如李文海主编《清史编年》、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朱诚如主编《清朝通史》、郑天挺主编《清史》等无不如此。

总之,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近代史与清史两个学科之间的隔阂虽然依然存在,但开始逐渐消解,并呈现出互相融合的趋势。当然,在晚清史研究中要彻底消除清史和近代史两个学科数十年间形成的隔阂,并非一日之功,仍然任重道远。

四、对晚清史研究的几点期待

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晚清史研究在清史学科与近代史学科的共同推动下,业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从学科史角度如何进一步推动晚清史研究,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仍有待学界做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

首先,有必要进一步探索近代史和清史两个学科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有机融合。在晚清史研究中,近代史与清史两个学科之间的学科藩篱虽然逐渐拆除,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向。但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作为断代史清史学科下的晚清史与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下的晚清史,两者之间虽然有重合之处,但它们研究的出发点和重心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清史的研究任务和目标是要阐明清朝从崛起到发展、鼎盛时期,再到衰败和灭亡的过程,同时展现有清一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演变,始终是以清朝为主线。而中国近代史的主要任务和目标,用李鼎声的话说,“就是要说明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所引起的重大变化,中国民族的殖民地化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阶级之分化与革命斗争的发展起落”。

其主线是近代化和反帝反封建。因此,李鼎声在《中国近代史》的前言中就明确排斥在晚清史研究中以清朝为主线,提出不但“那种以帝王、圣贤、英雄为中心,专门记载朝代兴亡治乱的历史体系,要从新历史学的领域中排除出去,即是那种偏重于人类文化生活的记载,而不能说明文化兴衰递嬗的全过程的历史编制,亦不能合理地存在了”。

可以说,中国近代史学科所构建的晚清史叙事模式一直被国内学者所继承。因此,在编着晚清史过程中,如何将清史和中国近代史这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学科有机地结合起来,仍然是一个值得清史学界和中国近代史学界共同切磋的问题。

其次,有必要客观理性地看待百年来各研究流派和研究范式在推动晚清史研究方面所作的学术贡献及存在的问题,批判性地加以吸纳和整合。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可以说迄今未有哪个朝代的历史像晚清史那样,出现各个流派竞相争艳的局面,诸如逊清派与民族革命派、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挑战一回应范式与“中国中心论”、清史学派和“新清史”学派、后现代主义史学派等等。

对于这些流派和范式在推动晚清史研究中的长短得失,我们都应以一种学术的态度,客观地加以总结和反思。以逊清派与民族革命派的研究来说,前者站在清朝遗老的立场上,肯定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及其贡献,应该说有其一定历史依据,满族以一个少数民族统治中国近300年,实现大一统,在中国历史上确有其独特地位,但他们为清朝专制统治和民族压迫辩护,无视和贬低反清革命,显然不是一种客观的学术态度;而后者持民族革命史观,揭示清朝专制统治和民族压迫以及人民的反抗和推翻清朝统治,无疑也是清朝历史的真实一面,但因此无视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全然否定,同样也不是一种客观的学术态度。

以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来说,前者聚焦于革命,固然遮蔽了历史的其他一些层面及主题,在评价上也存在偏颇,但它所叙述的历史无疑是真实的,是不容否认的,革命确乎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主题;现代化范式固然可补革命范式之不足,但以之取代或否定革命范式,同样也是有违历史的。事实上,这两个范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互为补充、不相排斥的。以挑战—回应范式与“中国中心观”范式来说,前者突出和强调近代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和影响,有其一定的历史根据,晚清历史与以往中国历史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历史被强行卷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但挑战—回应范式体现出来的西方中心论偏向及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二元对立观,严重忽视或遮蔽了中国历史内部的活力和影响,是有其局限的;“中国中心观”作为挑战—回应范式之否定,提倡从中国内部和中国角度考察晚清和近代中国历史,应该说具有一定的纠偏意义,但因此忽视西方冲击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显然矫枉过正,同样也是不可取的。又如,最近被学界热议的美国“新清史”学派,一定程度上可看作“中国中心观”的一个发展,它在清史研究中主张重视利用满文档案和其他民族的文字,主张重视满族的主体性和满族认同及满族在创建清朝中国中的贡献,提倡从满族视角看清朝历史,这对以往学界只讲满汉同化和贬低满族和清朝历史有一定的纠偏意义,有其学术价值,与国内清史和晚清史学界的研究并无本质分歧和矛盾,但“新清史”学派因此否定满族汉化的历史事实,否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以满族认同否认清朝的中国国家认同,显然在方法论上犯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症,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再如,后现代主义史学批评根据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构建的中国近代史或晚清史宏大叙事模式,是一种线性的进化史观,严重意识形态化,只注重民族国家、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等宏大问题,遗漏了这些主题之外的许多历史,同时忽视了历史叙事中的一些语言学问题及个人情感和历史审美问题,呼吁和提倡加强对非主流社会群体和一些地方性历史的考察和研究,强调加强对历史文本的解读,这些主张不无合理之处,对于破除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丰富和深化我们的历史研究,不无启示意义,但后现代主义史学由此滑向历史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历史发展规律和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主张以他们所提倡的微观研究取代历史研究的宏观叙事,甚至混淆历史学与文学的界限,将历史编撰看作是一种诗化行为,这只能降低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导致历史研究的随意化、娱乐化和碎片化。

总之,这些学派和研究范式对晚清史的研究和解读,各有其可取和真实的一面,但同时也各有不足和局限,有待我们站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高度,批判地加以吸收。

最后,尚须努力寻求政治与学术的有机统一。清朝作为中国封建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它经历了由古代国家向近代国家的转变,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晚清历史,蕴含极为丰富的历史内容,与我们今天的历史在许多方面有着密切联系,它因此受到后人的特别重视,但同时有关这段历史的研究也深受政治的困扰:既受国内国际局势的影响,也受研究者政治立场的影响。可以说,百年来晚清史研究中产生如此之多的学术流派和歧见,多少都与政治因素有关。历史研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要做到学术与政治完全分离,既不现实,也不可取。

但只要我们在晚清史研究中坚持马克思历史主义态度,也是可以做到政治与学术的有机统一的。在这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已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们在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因为阶级分析观点,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历史上的奴隶社会、欧洲中世纪社会和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简单的痛斥和否定,而是以历史辩证法的观点,在揭示其必然让位于更高历史发展阶段的同时,充分肯定其历史合理性和进步性,指出“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

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来说,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

马克思历史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有规律的客观过程,因此必须要从联系、变化和发展的观点去考察历史现象和社会问题,必须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放到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具体历史背景中去分析、去评价。

根据马克思历史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我们在晚清史研究中既要反对用现代的标准去衡量历史是非,也不能以清朝统治者或革命者的观点看待和评价晚清历史,而只能从联系、变化和发展的观点看待晚清历史,把晚清历史事件和人物放到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具体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和评价。只有这样,我们的晚清史研究才有可能走出学术与政治二元对立的怪圈,不再为政治所困扰,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使晚清史研究成为一门科学,践行恩格斯的那句名言:“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

总之,在晚清史研究走过百余年历程之后,如何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吸收各派之长,聚学界集体之力,以马克思历史主义态度和方法,创造性地撰写一部代表学界最新研究成果、与清史和近代史两个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通论性的晚清史着作,这应是未来学界的一个期待。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原文载《史学月刊》2017年第8期,注释从略。

编辑:产品测评 本文来源:正确看待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晚清史研究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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