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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商业伦理精神,资本主义精神的合理性及其

时间:2019-11-21 12:07来源:产品测评
以色列作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一书中说,人类之所以能在进化中脱颖而出,是因为我们这个物种在大约7万年前经历了一次“认知革命”。这场革命使人类行

以色列作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一书中说,人类之所以能在进化中脱颖而出,是因为我们这个物种在大约7万年前经历了一次“认知革命”。这场革命使人类行为的价值超出了生物学的范畴。从此,人类开始借助对共同东西的想象发动大规模的集体协作。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理解,这种能动的共同东西就是最初的伦理精神。“贾道”也好,“天职观”也罢,甚或是正义、平等这些伦理观念,它们并不是物质实体,而是人类头脑中想象出来的产物。但正因为这些观念成了伦理主体,人类才可能通过这个纽带把自己和他者联系起来并按照可通约的精神世界确认自身并约束自己的行为。这种伦理精神就是自我意识的共在状态。在伦理法中,这种共在状态使每一个自我既是独立的个体,同时又与他者成为一体。在一个没有伦理精神的生活世界里,人们就不可能形成价值共识,也不可能按照共同的价值标准理解是非判断。这样一来,每个人也就只能看重并固守自己认为是对的东西。画地为牢、各自为政的最终后果必将催生原子化的社会。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能在商业生活中重塑伦理精神,就不会有真正的成就感、职责感、荣誉感、诚信精神、工匠精神、敬业精神这些带有超越性质的价值诉求。

韦伯的贡献在于,他所宣扬的资本主义精神的理性化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重要的道德支撑,并为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一套新的研究方法,同时也为我国和谐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宝贵的理性主义建设理念。对于韦伯本人及《新教》一书,我们还应该采取辨证的眼光,虽然其阐释的资本主义精神具有一定的非理性和衰微的必然性,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其中的某些积极的理性观念为社会主义建设所用,比如勤劳、节俭、成就等观念,并由此培养起一种积极进取的职业道德精神。始终抱着一种扬弃的态度,对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合理部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我们所崇尚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精神将得到进一步升华。

 道德目的论即“任何一种将善的观念视作理所当然并根据善来解释高尚行为的理论都可以被称之为一种目的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首先,善观念被视作理所当然;其次,用善来解释高尚行为。在这里,善优先于应当,对善的价值认同指导我们的行动。伦理学史上对应这种观点的理论有快乐主义、伦理利己主义、德性伦理学、功利主义。一般来说,伊壁鸠鲁最早提出快乐主义,即以快乐作为终极的善,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必须经此进行判断。德性伦理学是上节所探讨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德是最重要的善,对个人德性的追求是最为根本的,对个人一切行为动机的判断,都以其德性为根据。功利主义同样如此,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边沁和密尔,通过苦乐计算,为个人行为提供指导。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投资人更愿意把资本投向那些富有社会责任感并重视组织文化经营的企业。换句话说,他们更愿意去投那些“有道德的企业”。长远地看,许多这样的战略性投资最终并没有让投资人失望。这些投资不但给投资人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也在客观上产生了不小的社会效益。这说明,重视商业伦理精神的培育,完全有可能实现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赢。

他所力图阐明的观点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在他看来,伴随着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所出现的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与发展披上了一件合法化与理性化的“外衣”,并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产生了一种深刻的精神气质的影响。

 从伦理道义论的这种主张中,我们发现:其一,符合道德原则,即意味着道德行为的规范化,所以伦理道义论和规范伦理学是联系在一起的;其二,符合道德原则的行为之所以具有普遍的正当性,是因为道德原则或道德规范本身对人们道德行为的权利和义务做出了恰当明确的规定,并符合权利与义务对等的道德公正原则。这两点思想是非常重要的。道德行为的规范化,符合现代社会的效用原则,规范化的伦理关系,利于社会形成一套完整的,可操作的规则系统,我们说法律作为社会层面的行为约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的,普遍遵守,普遍约束,从而有利于社会内部各个成员的协作。同时,以社会契约论为基本预设,建立国家的西方诸资本主义国家,即是在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前提下,做出的理论建构,这一点符合普遍的要求,也符合大众的心理预期,因而,比较容易被接受,也比较容易达成共识。一旦共识达成,这种伦理道义论的主张,也就内化成社会的基本规范,从而也就强化了其自身的理论效度。

历史地看,现代商业社会不自然的“无道德”特征是与现代商业文明起源于伦理观念这一事实和传统背道而驰的。在现代商业文明发起的源头,伦理观念不但孕育了新的商业精神,还通过这种商业精神带来了持续而稳定的商业繁荣。有趣的是,大约在16—17世纪这段时间里,这一现象同时发生在中国和欧洲。

具体来说,韦伯所指的资本主义精神合理性包括天职观念、成就观念、节俭观念和禁欲观念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中,①天职:它具有一种终身使命、一个特定的劳动领域的意义,为全部新教教派提供了核心教义,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的最重要特征,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基础。②成就:是谋利、获利和赚钱成为资本主义职业活动成功的证明。“在现代经济秩序中只要干得合法,赚钱就是职业美德和能力的结果与表现。”③节俭:认为获利而不是消费是行动的目的,节俭并非守财奴,要积蓄财富并尽可能减少开支,节俭包括物质的节俭和时间的节俭。④禁欲:这种观念包括两个基本点:一是限制消费,生活方式上要节制、进取,要合理控制自己的行为,抵制一切享乐性的消费,骄奢纵欲是有罪的。“这个世俗新教禁欲主义强烈反对财产的自发享受;它限制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二是反对不诚信行为。“在私人财富方面,禁欲主义既反对欺诈,又反对出于冲动的获取欲。为财富而追求财富被斥为贪婪、拜金主义等等。”

文/吴迪

“商业无道德神话”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商业行为与道德无关。商业活动无需考虑道德问题。对企业来说,追求经济利益才具有实质意义,谈论道德问题就是不务正业。”这种说法尽管有违人们在直觉上的道德感,但它却是商业社会中“牢固的成见”。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既是这一观点在理论上不自觉的辩护者,同时也自然地借由这种理论造成的实证结果得到辩护。为了破除这一根深蒂固的“业界神话”,近半个世纪以来,商业伦理学一直在艰难的环境中苦口婆心地争辩着“企业为什么要讲道德”的理由和“企业如何讲道德”的方法。但实事求是地说,商业伦理学在今天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伦理学家们提供的各种理由和方法,而是因为屡屡发生的企业失德行为一次比一次危害大,一次又一次突破社会道德的底线,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企业追求经济价值的意义,不得不在更高的价值层面上重新评价和规范商业行为。

对此,韦伯并没有对资本主义精神衰落的原因做进一步的解释,而是断言一种独特的资产阶级经济伦理已经形成。他认为:“由于意识到处于上帝的全面恩宠之中,只要在形式上正确的界限之内,只要道德品行白璧无瑕而且在财富的使用上无可指责,资产阶级实业家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追求金钱利益,同时感到这是必须完成的一项义务。此外,宗教禁欲主义的力量还为他准备了一批有节制的、尽职的、勤奋异常的、把劳动视为上帝之所希望的一种生活目的而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劳动者。”因而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取得彻底胜利的资本主义,再也不需要那种精神的支撑了。这种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是,“专门家没有了灵魂,纵欲者失去了心肝;这个废物只是幻想着自己已经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韦伯如此感叹道。

 伦理道义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其一,伦理道义论以社会或群体的整体利益及其公正分配为道德考量目标;其二,它对规范有效性的考量总是普遍主义的,甚至是绝对道义性的;其三,普遍规范是现代民主社会条件下某种道德共识或伦理共契基础上的底限度的道德要求;其四,它对一种形式化的规范程序有着特别强烈的要求,常常表现出伦理学的形式主义或者程序主义;其五,绝大多数的伦理道义论者都是道德动机论者。以上五个特点,不难理解。从伦理道义论对道德正当性的推崇来看,正当性关乎他者的评价,关心社会整体的道德,因此,在社会关系中确立的伦理规条就必须要以整体利益为考量,由于规范性要求普遍认同和普遍遵守,因此,其必然具有普遍主义的倾向,这是对正当性的要求。同时,作为近现代民主国家建构的思想源泉,这种道德共识就是对社会维持的最低要求,一旦被挑战,社会建构的基石就会被动摇。另一方面,由于其规范性的要求,因而,容易忽略个体性、特殊性,这一点也是广受诟病之处,这反映在其程式化和形式化的特点之中。最后,说大多数伦理道义论者是道德动机论者,反映在其对道德正当性的追求,而非其所产生的结果好坏。正当性是建立在对普遍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认同、承诺和践行之上,因而,一旦承认并践行了,我们就依此对其进行判断。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以及他的三个道德判断,都是在伦理建构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对我们社会共识的建构。

大约在相同的时间段里,西方社会经历了宗教改革。基督教世界摇摇欲坠,世俗世界的兴盛伴随着科技革命的浪潮推动了商业社会的崛起。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正是在加尔文宗诸派宗教伦理孕育的资本主义商业精神的感召下,大量的清教徒投身商业活动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赚取了“第一桶金”。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可称之为禁欲主义天职观,即从事商业活动不再是低贱的行为,而是符合上帝要求、为上帝劳作的天职。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向我们展示了新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相互关系,并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合理性进行了肯定,充分论证了一个宗教理性化过程带动经济生活理性化的过程。从韦伯的整体思想脉络看,他把理性化视为近现代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近现代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法律生活、宗教生活、科学艺术生活都走上了理性化的道路。而由于宗教生活在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居于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宗教生活的理性化就成为近现代西方文明理性化的一个核心环节,由它带动了其他理性化的过程。

由此,对道德目的论与伦理义务论的探讨,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差别:其一,两者对道德的基本价值(善与正当)的定位明显不同;其二,道德目的论与伦理道义论在价值取向(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上也有着明显的而又微妙的区别与对立;其三,两者分别代表了道德评价的效果论与动机论。善与正当,孰先孰后,一直是伦理学理论争论的中心议题。道德目的论将善置于基础地位,强调了个人德性的有限性,个体的善为其行为做出保证,相反,伦理道义论则认为正当性是更为优先的,所谓正当,必须是对当下社会的关切,是从人的社会性出发提出的观点,社会建构的目的,在于使得原子式的个人在社会关系中处于良善地位,从而保证社会运行的有效性。所谓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差别,也是以二者对人性预判为出发点的,认为人的个体性优先,则在本质主义的立场上,关切人的德性,相反,对社会性的关切,则导向了集体主义。最后,效果论与动机论的差别,提出从目的即结果和动机即社会规范认同出发,所显示的区别。这二者归根到底,是思维方式的差别,是理论预设的差别。

明清之际,处于“四民”之末的商人阶层缔造了中国社会一度的商业繁荣。而在背后起重要推动作用的,恰恰是被称之为“贾道”的伦理观念。有学者指出,明清之际的商人大多原是儒生。“弃儒就贾”后便不自觉地把儒家的义利观念带入商业活动,渐渐有意识地生发出作为“道统”之一的“贾道”。王阳明讲“四民异业而同道”的时代,说的就是商业活动被纳入“正统”、经商也被视为“正道”的年代。正是带着经商也是“弘道”的信念,明清之际的儒商不仅有着高度的敬业精神和事业心,还乐于承担一切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如编族谱、建宗祠、设义庄、疏通河道、开路修桥、建书院寺庙等,甚至连属于士的阶层所做的文化事业如整理文献和刊行丛书也乐此不疲。儒商的种种义举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政府的褒奖,在“若有德业,则为铭文”的感召下,他们愈发看重自己的名德。

正如韦伯自己所指出的,“一旦限制消费与谋利行为的解放结合起来,不可避免的实际结果显然是:强迫节省的禁欲导致了资本的积累。”的确,为进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资本家确实也勤劳过、节俭过,但事实上新教伦理以及资本主义精神中所宣扬的“天职”、“勤劳”、“节俭”、“禁欲”等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普通劳动者的。资本家在隐形之中运用这种思想麻痹大众,因为广大劳动者将参与劳动生产看成是上帝所赋予的神圣使命,因而他们力求勤劳节俭、禁欲修身,并将创造财富看成是人生中最具意义与成就的事情,但不曾想到绝大部分财富都沦为资本家所有。

 道德目的论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有着明显的结果论或者效果论倾向;其二,只遵循道德经验实证论的评价原则,表现出强烈的道德实在论色彩;其三,它是坚持道德价值论或者道德完善论,而非伦理道义论;其四,它常常同某种形式的道德乌托邦理论联系在一起,甚至成为社会乌托邦理论的道德依据。道德目的论认为,唯一能够作为道德评价依据的,只有是行为本身所直接产生的现实效应或实质性结果,或者由它所带来的实际价值效应。从结果出发,对行为主体进行道德评价,显然,这种思维方式是比较接近我们日常的思维模式的。从结果推知目的,有其合理性成分,然而,其广受诟病之处在于,目的往往无法完全符合结果表征,又如功利主义,其目的在于通过苦乐计算,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善,然而,实际结果并不会这样,因为,功利主义是从整体出发来考虑问题,而个体的计算,却无法达成统一。同样,从功利主义的理性计算,也不难发现,这种思维方式,有着经验实证的色彩,它们认为,功利即“有益于增加道德行为主体幸福或快乐的实际效应”。其方式即对个体行为功利进行计算,这一点是与英国经验主义的思维路径相符合的。此外,我们知道,道德目的论关注的是特殊行为及其后果,同时,其所用于道德评价的是“好与坏”、“善与恶”,而不是“正当与不正当”、“合理与不合理”,因此,它们并不关注行为的正当性,而只关注其道德本身的价值。最后,我们说道德目的论常常与某种道德乌托邦联系起来,这一点也不难看到,最为典型的是柏拉图的《理想国》,现世学者往往也倾向于把这种德性建构的美好图式当作道德乌托邦的先驱,以德性作为国家社会建构的终极目标和依据,是有其现实意义的,这一点也和道德目的论对价值的重视相一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重塑商业伦理精神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其一,以开发社会成就评价工具为抓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职业伦理建设,通过评价活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组织经营管理过程和组织文化,在各个层面改善组织管理的伦理质量。其二,开展面向行动的职业道德培训活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把规范伦理学理论和道德心理学知识转化成以行动为导向的分析框架和测度工具,摆脱以往僵化的道德说教模式,开发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道德培训方式。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如果没有新教伦理的影响,就不会有发展资本主义的精神动力,从而也就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制度,更无需论及其合理性。究竟他所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指什么呢?以下将逐一对其进行界定和说明。

 二

(作者:张霄,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伦理学教研室主任)

尤其是近一百年来,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其采取的经济增长手段过于极端化,先后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便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正是这种由财富滋生的、并且日益暴露的唯利是图的贪婪本性使得资本主义精神合理性与美好性的一面逐渐消失。

与道德目的论相对应的理论,即伦理道义论。伦理道义论认为:人们行为或活动的道德性质和意义,最基本的不在于其所达成的目的(或其所体现的内在价值),而首先在于它所具有的伦理正当性,或者说伦理的正当性是优先于或高于行为的目的价值。而所谓的行为的伦理正当性,必定是伦理的,而非单个道德主体本身行动的目的或价值的实现程度。这里,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伦理道义论是在与道德目的论相比较的意义上发展出来的。一言以蔽之,伦理道义论认为,道德的正当性优先于善。同时,这里的正当必定是伦理的,即处于某种社会关系中的个人,而非道德目的论所指称的单一道德主体。因此,正当性意味着他者的评价,同时,这种正当性是建基于社会群体之中,是社会公共的,任何个人甚至群体都不能、也不可能任意宣称自己所信奉的道德信条具有社会普遍道德原则的合法有效性。因此,我们知道,伦理道义论是在设定的普遍认同的道德规则的基础上,践履个人的社会行为的。其典型代表是康德主义和契约论。其基本观点是:只有当某事是道德上可允许行为的结果时,它才可能是善的,而且,不管我们是否想履行责任,也不管这样做,对我们还是对别人有利,我们都必须履行义务。

在第二章,韦伯通过对富兰克林经典性语录中功利主义的分析和评价,逐步归纳出资本主义精神的特征和涵义。它表现在企业家身上就是:有着一种强烈的、尽可能多的赚钱或者获利的动机。然而,在资本主义精神里面,赚钱并不是用来消费和享乐,而是人生的最终目的。赚钱既然是目的,那么那些用来获利的有效率的、理性的手段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了。于是,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精打细算、有计划、讲究信用、勤奋、节俭等等的精神品质也便应运而生。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精神在劳动者身上则表现为:“集中精神的那种能力,以及绝对重要的忠于职守的责任感;严格计算高收入可能性的经济观,与极大地提高了效率的自制力和节俭心最经常地结合在一起。”

美德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两种主要的流派,讨论的是对行为主体或者行为本身的判断。那么,我们又要追问,通过哪些方式,或者说怎样的理论建构,能够让我们对道德生活事实进行考察?回答以上问题,需要引出两个新的范畴,即道德目的论与伦理道义论。

商业伦理精神的培育,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破除所谓的“商业无道德神话”,改变“利润至上”的商业环境和商业观,塑造“价值优先”的商业文化。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运用历史与文化的分析法论述了宗教观念(新教伦理)与隐藏在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心理驱力——资本主义精神(合理主义)之间的生成关系。他认为,“一定的宗教思想对经济精神发展的影响,即对一种经济体制的精神气质的影响。就此而言,我们要探讨的是现代经济生活的精神与禁欲新教的合理伦理之间的联系。”

 在这之后,还有包括弗兰肯纳的“混合的义务论”、规则功利主义伦理学家布兰特的调和性尝试。都试图从伦理道义论和道德目的论的立场出发,调和相对观点的尝试。这种调和是有意义的,但是,由于两者是针对不同的道德类型、范围和层次而言的,因此,我们只需要注意到,这种差别,有其内在的原因,但并不是对立的,也不是不可调和的。

新教伦理的目的在于倡导世人服从上帝的意旨,立足于本职工作兢兢业业踏实劳作,并以此作为人生的最高奋斗目标从而获得拯救。新教伦理精神依靠一种宗教的信仰,借助于彼岸世界的上帝实体存在的力量,完成了尘世生活中财富积聚的合理化诠释,为世俗社会中人们谋利的动机和意图提供了宗教神学的“天职”证明,为获得“拯救”就要在现世的有限生命时段里服从上帝、荣耀上帝,从而为“谋利冲动”提供了合法化的阐释,这种谋利冲动对“业已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生活态度的扩张肯定发挥过巨大无比的作用”。

三、资本主义精神的衰微及原因

 三、

不难看出,无论是明清商人的“贾道”理念,还是欧洲清教徒的“天职观”,它们之所以能成就一种商业文明或塑造一种商业精神,关键就在于它们能把个体的经济行为和某种公认的崇高价值结合起来,从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使人获得超越性,形成了一种在个体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在这种双向的互动过程中,个体既获得了超越自身利益的自我认同,社会也从中受益并对个体进行良性反馈。相反,如果经济行为的动机是单纯的自利,而社会成就评价只是建立在效果主义基础上的福利标准,那么个体和社会之间就不再是一种相互推升的递进关系,而是一种相互掣肘的制约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要走出“商业无道德神话”的困境,就要在根本上实现个体行为动机与社会成就评价之间的良性互动。这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如果只是强调在个体层面改善行为动机而不调整社会成就评价体系,那么道德的个体就有可能在社会压力系统下面临“劣币驱除良币”的道德风险。如果社会成就评价的调整不能起到改善个体行为动机的效果,那么,再好的评价系统也会流于形式而无人问津。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良性互动不但在说理层面和社会教育系统内需要经济学、管理学和伦理学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视野吸收对方有益的东西,更需要金融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和一切有志于从事这项事业的人通过一定的机制、措施、路径把这种良性互动现实地建立起来并一直推动下去。这种良性的互动机制就是所谓的伦理法。按照黑格尔的概念,它是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自在自为的法。只有在这种法的形式中,才能形成作为共同存在方式的伦理精神。

宗教改革后以一种新教的伦理姿态赋予虔信新教伦理教义的普世民众独特的内在精神气质,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理性经济行为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源泉,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准备了“谋利的冲动”与“禁欲道德信条”辩证契合的合理宗教诠释。它一方面体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依循的宗教文化内核,同时也彰显了资本主义发展所潜在的精神动力诸原素所达成的合理“生态”。

* 按语:14年暑假期间,集中精力阅读肖群忠老师拟将出版的《伦理学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该书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提出伦理学研究的新思路。颇多借鉴。本次读书报告亦将为肖老师新书提出修改建议。未出版前,请勿外传。*

金沙澳门官网网址cow ,但是这种以宗教禁欲主义为典型特征的资本主义精神到底为什么会走向衰微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借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观点进行分析。

在书中,韦伯划分并讨论了具有禁欲主义倾向的四大新教派别,即加尔文教、虔信派、循道派、浸礼宗诸派。他总结出各大教派都具有这样一种新教伦理思想,即“认为宗教恩宠状态是一种地位,这种地位是其享有者告别肉体堕落、告别尘世的标志。这种禁欲主义已不再是一种“义务上的善行”,而是要求每个决心获救的人去做的事情。这种在此世之内,但却是为了来世的行为合理化,是禁欲主义新教天职观念产生的结果。”

一、新教伦理影响下的资本主义精神

的确,在无上崇尚资本主义精神的年代,欧美国家的人们凭借自己的“勤劳”、“节俭”、“禁欲”精神,在物质财富方面创造了惊人的成就,并使得资本主义经济一度呈现出大规模的跨越式发展。但是在资本主义精神华丽光环的背后又隐藏着些什么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说:“资本主义从诞生那天起,浑身上下每一个毛细血孔里都充满了罪恶。”这一论述与韦伯的观点存在着截然的对立。马克思之所以会有如此的结论,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角度出发的。

总体来说,韦伯将资本主义精神看成一种合乎道德伦理的明确的生活准则,并指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发展的一部分,同时它还能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问题的立场中演绎出来。从中可以看出,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受到新教伦理的严重影响,并充分渗透着新教伦理的某些观念和思想。同时,天职、成就、节俭、禁欲等观念也可以让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精神的合理性及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重大促进作用。但是,资本主义精神所宣扬的合理主义真的是那样富于理性化的吗?这样一种精神又能否永恒存在并发展呢?

正是因为借鉴了阶级分析的眼光,马克思才把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揭露得淋漓尽致,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就在于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尽管我们不可否认资本主义精神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的合理性,尽管韦伯本人也承认“贪得无厌绝对不等于资本主义,更不等于资本主义精神。相反,资本主义倒是可以等同于节制,或至少可以等同于合理缓和这种不合理的冲动”,但是他却忽视了资本家在“勤劳”、“节俭”、“禁欲”幌子下的贪婪与剥削本质。

二、资本主义精神合理性的背后

马克思认为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一定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一定的反作用。经济基础指生产力体系方面,而上层建筑则涉及宗教、文化、法律等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正如韦伯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初,宗教改革运动及新教伦理的出现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萌芽和发展,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提供了一种有力的思想工具。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往的勤劳、节俭、禁欲精神被贪婪、浪费、享乐的拜金主义所取代。

(一)新教伦理

(二)资本主义精神及其合理性

“在美国,追求财富已经失去了宗教和伦理的意义,相反正在日益与纯粹世俗的情感结为一体,从而实际上往往使它具有娱乐竞赛的性质。”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财富的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机器和科技,对于他们来说利润是高于一切的,资本主义存在的基础就在于通过持续的商业活动产生利润并使利润再生。这种利润增长的手段不再一定具有其原来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在该书中,韦伯从发生学的角度对现代西方合理主义的独特性质进行了阐释,他提出应该承认经济因素的基本意义,即每做出一种解释必须首先考虑经济状况,但又指出经济因素本身会受到精神因素的影响。因为他认为,“尽管经济合理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合理的技术和法律,但它同时也取决于人类适应某些实际合理行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类合理行为受到精神上的阻碍,则合理经济行为的发展也会遇到严重的内部阻力。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基于这些力量所形成的有关责任的伦理道德观念,一直都对行动发生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韦伯所说的“精神”就是特指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具有合理性,才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合理主义的发生。

“对于那些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机会的人来说,忠实地从事劳动,即使工资不低也不计较,是上帝深感欢欣的。另一方面,剥削这种明确的劳动心愿成为合法行为。”可见,资本主义精神的“合理性”是少数资本家所拥有和享受的个别合理性,而且带有许多非理性的成分,因而并不能普遍福及广大劳动者阶层,或许这正是资本主义精神所谓的“合理性”背后的真正实质吧。

虽然资本主义精神在促进资本主义财富的增长和加速资本主义合理化进程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却阻止不了其自身衰落的必然趋势。在本书的结尾部分,韦伯运用约翰·威斯利的话说:“我担心,凡是在财富增加的地方,那里的宗教精髓便会以同样的比例递减,因此,就事情的本质而论,任何真正的宗教复兴都不能长久地持续……所以实际上他们只是保有宗教的形式,而宗教的精神早已消失殆尽……那些伟大的崇敬运动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它们的禁欲教育作用,而这些活动的经济作用一般只有在纯粹宗教热情的高峰过后才充分显现出来。接着寻找天国的热忱开始逐渐被审慎的经济追求所取代,宗教的根系慢慢枯萎。”

在《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一章中,韦伯尤为着重地提到,“新教认为不停歇地、有条理地从事一项世俗职业是获得禁欲精神的最高手段,同时也是再生和信仰纯真的最可靠、最明确的证据。这种宗教思想,必定是推动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活态度普遍发展的可以想象的最有力的杠杆。”在这里,他强调了禁欲在某一固定职业中的重要作用,从伦理上证明了现代专业化劳动的重要性。

四、小结与启示

由此,可以联想到在西方社会分层研究中所存在的两大对立的理论传统:一是以马克思阶级理论为渊源的理论传统,另一个是以马克斯·韦伯三位一体分层理论为渊源的理论传统。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更多地强调社会冲突的一面,而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维护的目的,韦伯的三位一体分层论则更多地强调了社会协调的一面。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社会主义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同时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在当代,资本主义精神的衰微或许可以用这一观点进行说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性质没有变,无法消除其基本矛盾及其他固有矛盾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因而也影响到其上层精神建筑的发展。

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精神所真正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以及随着广大无产阶级劳动人民自我意识与觉悟性的日渐提高,都不愿再心甘情愿地当资本家的剥削工具,因而这种精神不再被当作神明般信奉。尽管资本主义为调和其阶级矛盾作了一定的努力,但是那种资本主义精神还是一去不复返,当然或许有某些理性的成分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都不比以前了。而且,随着各国无产阶级的壮大及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日积月累,若干年后资本主义定会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取代。

编辑:产品测评 本文来源:培育商业伦理精神,资本主义精神的合理性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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