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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社科网,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吕冰洋教

时间:2019-11-21 12:05来源:产品测评
10月17日上午,应商学院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吕冰洋教授在计算机学院二楼217报告厅作了主题为“现代财政制度与国家治理”的学术报告。商学院相关专业教师以及300多名本科

10月17日上午,应商学院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吕冰洋教授在计算机学院二楼217报告厅作了主题为“现代财政制度与国家治理”的学术报告。商学院相关专业教师以及300多名本科生参加了此次报告会。报告由商学院院长任太增主持。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主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对财政的一个全新定位。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需要什么样的财政?这是新时期财政建设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2月 28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在京发布了首期“中国财税研究报告”——《中国财政可持续性研究:建立结构性财政平衡》。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理事兼院长郭庆旺教授,财政金融学院财政系主任、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吕冰洋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经智库》编辑部主任、财经系主任杨志勇,河北经贸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王晓洁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研究二处处长、副研究员段炳德以及等多位业内专家出席会议并做了深刻的点评,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主持了报告发布会。

吕冰洋分别围绕“现代财政制度与国家治理”“市场经济中的财政目标”“现代财政制度的职能拓展”“中国财政制度的演变逻辑”“现代财政制度的基本框架”等五个方面展开阐述,着重介绍了我国现代财政制度和国家管理财政的情况。吕冰洋讲解了财政学的学科定位及其发展的需要,并细致讲解了国家治理和现代治理的概念及两者的区别,强调财政管理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吕冰洋提出传统财政学“社会保护”“社会开放”“社会控制”的三个作用,他指出,实现市场经济中的财政目标要完成从经济效率到社会秩序的落实,并认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财政嵌入社会后,政府的目标将重新确立。

财政的地位和功能超出经济范畴

结构性财政;平衡;财政可持续性;金融研究院;财税;院长;发布会;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商学院 王令耀 张紫薇)

把财政定位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强调国家在财政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从理论上深化了对财政本质的认识。财政作为国家通过政治权力对公共资源进行汲取、支出和管理的制度安排,既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调整经济利益关系的经济属性,也有体现国家发展目标和决策行为的政治属性。可以说,财政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但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2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在京发布了首期“中国财税研究报告”——《中国财政可持续性研究:建立结构性财政平衡》。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理事兼院长郭庆旺教授,财政金融学院财政系主任、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吕冰洋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经智库》编辑部主任、财经系主任杨志勇,河北经贸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王晓洁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研究二处处长、副研究员段炳德以及等多位业内专家出席会议并做了深刻的点评,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主持了报告发布会。

从学科发展和理论研究的趋势来看,财政学说作为近代国家学说的组成部分,既是“政治的经济学”,也是“经济的政治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说:“财政乃庶政之母。有政必有财,财为政之资”。但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分科化发展,财政研究的非政治化倾向日益突出。财政研究非政治化的一个理论后果是,西方主流财政学将财政视为单纯的政府经济活动,主要研究政府财政行为对资源配置的经济影响,从而将财政与现实的政治制度、政治过程分割开来,并最终把与财政问题紧密相关的社会环境、历史背景和政治制度从主流财政理论中剥离了出去。对于财政活动得以发生的政治框架、制度结构以及决策行为的忽略,导致国家这个重要范畴在财政理论研究中消失了,财政成为单纯政府经济行为意义上的狭义财政。对财政的这一狭窄定位,使得对财政功能的探讨局限于应对市场机制所不能解决的公共服务供给和弥补市场失灵等问题,也导致在实践中出现政府与市场关系难以理顺、政府层级事权分割不清、财政管理“碎片化”等现实问题,在理论上则引发质疑甚至否定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等模糊认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一全新定位突出强调了财政对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为财政自身的改革与完善指明了方向。”郭庆旺教授在致辞中开门见山说道。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强调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是对财政作为国家治理基础这一根本地位的坚守。这一重要论断不但在理论上突破了西方主流财政学对财政的狭窄限定,深化了对国家在财政活动中主体地位的认识,而且在实践中有利于财政转换功能,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驾护航。反过来,也只有从国家在财政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出发,才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他进一步表示,当下媒体热议的多个关于财政政策改革以及降低企业税率的问题,其实大多是只看到硬币的一面:一方面有些专家呼吁增加政府财政性支出,提高国民社会福利;另一方面有些专家主张降低企业税率为企业减负等,但这一增一降中间的缺口,用什么来弥补,却鲜少有专家进行系统的论述。

在国家治理框架内加快财政理论创新和制度建设

自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来,我国已连续数年存在结构性财政缺口,并且缺口数额呈现不断扩大趋势,由2008年的0.4%逐渐扩大到2015年4%,表明用结构性财政可持续性衡量的政府风险水平也逐渐上升。“虽然目前来看,我国近几年的结构性财政缺口尚处于较小、可控的范围,但是随着全球经济不景气和国内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我国结构性财政缺口存在进一步扩大的风险,因此应该保持警惕,在进行宏观调控的同时,应时刻关注财政可持续性方面存在的压力。”报告执笔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讲师、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戎,在发布会上说道。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是实现市场经济一般运行机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对接。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不难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动选择,国家的主动决策和自我调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始终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显然并非局限于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框架内发挥作用,也并非仅仅发挥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等一般功能,而是承担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保障这一重要功能,支撑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李戎介绍,《中国财政可持续性研究——建立结构性财政平衡》报告从结构性财政平衡的角度出发,分析了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包括国际经济衰退,国内经济从高增长向中速增长的新常态过渡等。报告主体内容分为四个部分:一是概述研究财政可持续性的目的意义以及当前财政可持续性的评价指标;二是描述政府收支状况,并从中央、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支出以及财政收支平衡的角度分析我国政府财政发展基本情况;三是从周期性波动的角度分析我国当前结构性财政平衡状况;四是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们不能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推导出政府只承担补充性作用,而是要实现市场经济一般运行机制与国家宏观调控、政府有效治理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有机结合和有效对接。当然,从实践来看,这种结合和对接还有相当大的难度,在改革中也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矛盾,主要表现为财政的“缺位”“越位”“不到位”等问题。但应认识到,这些矛盾的存在恰恰说明作为体现国家意志和人民意愿的社会主义财政,不应仅仅局限于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框架内发挥作用,而应在国家治理框架内加快财政理论创新和制度建设。

报告指出,从1978年到2016年的过去38年期间,我国财政赤字逐年上升,这一方面预示了结构性财政缺口在逐年扩大的风险,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近年来稳步推行的积极财政货币政策的结果。从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等四个方面来看,目前中央政府财政收支缺口较小,随着近年来由于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规模的扩大,中央财政收不抵支的情况预计未来会逐渐扩大。地方政府由于事权与财权的不匹配现状,导致收支平衡一度呈现较大的缺口,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营改增”政策的全面实施,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平衡将承受较大的压力。

我国财政理论体系建设的主要逻辑线索和基本理论层次

因此,报告从提高潜在产出水平、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区域中心城市、重构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完善财税制度等方面提出了解决结构性财政缺口的政策建议。

从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一论断来看,财政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和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对应的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等制度保障功能,显然属于层级很高、内涵很广的国家治理范畴。从逻辑体系上讲,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应的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执行力和总效果。而政府治理显然不能等同于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对应的是更具体的领域,比如在经济领域对应的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所要求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在国家治理的视域中,财政理论思考的是如何通过发挥财政的基础作用、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设计,服务和保障国家发展的政治意图、战略部署和改革方向,理顺和规范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人大与政府等重大关系,有效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这应是我国财政理论体系建设的主要逻辑线索。

随后,发布会进入专家点评环节。杨志勇指出,财政赤字率高低的底线是财政的可持续,从这个来说,这个报告非常有意义,它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以政策为落脚点,强调了结构性中经济潜在的增长趋势,揭示了财政可持续的重要性。王晓洁表示,财政可持续问题是个老话题,然而,站在今天的时点上,我们面临新的问题:如何构建结构性财政平衡?必须注重长期经济活动中政府收支平衡问题。段炳德指出,结构性财政平衡这个话题国内研究的不多,李戎博士的报告很好地结合了“新、实、用”,尤其是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对策建议,包括怎么优化支出结构,怎么优化税收结构,怎么制定下一步的财政政策等。

按照这个主要逻辑线索,我国财政理论体系建设可分为三个理论层次:一是政治性和功能性的。包括如何提高国家动员、引导全社会经济资源的能力;如何提高服务国家重大利益关系调整和重大改革举措的资源配置能力;如何提高以有限公共资源实现国家重要目标的财政管理能力;如何形成能够牵动其他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实现国家治理制度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制度创新能力。二是制度性和体制性的。包括如何通过财政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实现国家汲取、分配公共资源和调整社会利益格局的制度化、法治化和民主化;如何进一步厘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边界及其工作重点;如何进一步完善能够有效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政府体制,既保障中央政府在国家改革发展重大方向、重大原则和重大决策上的主导地位,又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上的主动性和有效性。三是政策性和工具性的。包括如何将财政作为实现国家目标的主要手段和工具,重点保障和服务好国家发展目标和政策重点;如何构建良好的财政运行机制,提高财政资金配置和管理效率,调整收支规模和结构。

吕冰洋在总结发言时指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学研究的学术影响力是遥遥领先的,“但是,我们的社会影响力还不够。我们也希望以此报告的发布为契机,促进财政学研究从书斋走向社会。”他说,财政看上去是没有门槛的,每个人都可以谈都可以说,但作为我们学术界,我们有责任厘清基本的概念,普及财政学的知识,引导社会舆论正常健康的发展。

大国财政是新形势下我国财政建设的方向

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主持了发布会。他强调指出财政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涉及社会、政治、国家战略等等综合性问题,所以我们推出中国财税研究系列,是为了因应财政作为国家治理手段,更好发挥象牙塔内学者对于资政启民的作用。

当前,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迫切需要充分发挥财政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支柱作用,充分发展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相匹配的财政体系和财政能力。在这个基础上思考新形势下我国的财政改革实践和大国财政建设,我们不难发现,“大国财政”绝非简单的财政职能或财政管理意义上的“大财政”,而是有着特殊内涵。

大国财政是要从国家在实现民族复兴和谋求长远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出发,围绕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所要求的基本功能,探索和推进财政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形成与大国治理要求相适应的财政体系和财政能力。大国财政要与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与我国作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相适应。大国财政建设应紧紧围绕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实践需要,支撑我国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改革创新中实现和平发展,在和平发展中谋求世界共赢,在世界共赢中进一步强化我国的大国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大国财政建设,将在统筹考虑我国财政改革发展历史路径、现实基础和制度模式的基础上,形成立足中国实践、总结中国经验、体现中国特色的财政体系和财政能力,为进一步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更好解决人类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

编辑:产品测评 本文来源:浙江社科网,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吕冰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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